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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娃个运气问题。
女科学家朝自己的学生耸耸肩，便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她的身后，王淦昌对天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导师的看法。
王淦昌有自己的见地，他认为科学就是科学，与运气是两回事，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事。
王淦昌和后来所有了解事情经过的人，都肯定地认为，倘若迈特内听进了王淦昌的建议，加上迈特内本人具有别人难以相比的实验能力，这中子发现非她和王淦昌莫属。
然而犹太血统的大科学家迈特内教授却把王淦昌当做科学娃娃看了。
几十年后，有人曾问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过导师？王淦昌断然摇头道不不，我不仅不会有丝毫的抱怨，而且终身感恩迈特内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为我日后能在物理科学上有所建树做出了榜样。
至于说到中子的发现有点遗憾，这不全怪迈特内教授。
假如当初我能坚持自己的观点，也可能获得迈特内的有力支持，并最终可能获得成功嘛！
所以几十年里，我一直把这次自己犯的错误当教训牢牢记在心头。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国物理界认为是极其可惜的事件。
但王淦昌跟随迈特内教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实验室度过的难忘岁月，使我们的这位中国未来的原子弹主要缔造者领略和接受了许多宝贵的国际物理科学的前沿知识与技术本领。
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之后，用近半年时间，走访了欧洲儿个著名实验室，并有幸见到了卢瑟福、査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学大师，使他大开眼界，为日后从事独立的科学实验工作拓展了思路。
1934年4月，王淦昌带着桕林大学哲学博士这一令人万分敬慕的学位回到了祖国，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陷人了深重的灾难……
经清华大学的恩师叶企孙先生介绍，王淦昌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当时山东是口本侵略者眼皮底下最大的一块东亚肥肉，局势的动**，无法使王淦昌很好地进行教学与实验，正好在浙江大学当校长的竺可桢盛邀他去当物理教授，浙江大学离王淦昌的老家很近，且浙大是所名校，当时政界、教育界和学术界久负盛名的陈独秀、邵飘萍、陈布雷等都是浙大毕业生。
浙江大学著名的朴实和浓厚的学术风气，更是王淦昌渴求的。
于是自1936年暑假起，王淦昌来到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教学的地方一一浙江大学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足而立之年，成为当时浙大最年轻的教授。
由于他长相细嫩氐说话时易脸红，所以浙大的师生们亲昵地称他是娃娃教授。
在浙大，王淦昌整整工作914年，这是他一生追求科学强国的黄金年华。
因为在这期间，他用自己的才能直接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在内的杰出科学家，加上他后来几十年中培养的人才一起算进去，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王家院士军。
我手头有本1995年版的中国院士名单，在106人的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名单中，当过王淦昌学生的或受过他指导的近十分之一之多，他们有丁大钊、于敏、王乃彦、吕敏、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胡济民、唐孝威、程开甲、何祚庥、方守贤、叶笃正、冼鼎昌，还有化学部的钱人元和李政道外籍等长长的一串名字，而这些当年在王淦昌教鞭下的学生娃，后来几乎清一色地成为了中国核武器的主要研制者，并且在今天依旧为国家担当着重任。
1987年，在王淦昌80寿辰时，李政道作为王淦吕的得意门生之一，在祝寿会上发表了题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著名论文，表示对恩师的致谢心意。
李政道博士在演讲论文时说了一段富有**的话：我第一次见到王淦昌教授是在1943年浙江大学物理系，当时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在贵州湄潭。
那时候与现在一样，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除了王教授外，物理系还有其他著名物理学家，其中包括束星北教授。
在王淦昌先生教室里听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这种早期的接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曾有过的讨论以及他们使我激起的对物理的热情。
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教授还特别慷慨地给予我关心与指导，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一年级学生。
王淦昌教授对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有几项重大贡献。
他一直受到世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上以及对几代物理家的教育培养上，他所起的巨大作用已经是历史事实……而在王淦昌眼里，凡是能发现一名对科学异常用心或在实验中灵性异常的学生，他都格外高兴。
如他在浙大十余年教学中遇见4个他非常喜欢的学生，凑巧得很，他们都姓李。
他们是李政道、李天庆、李文铸和李寿楠。
四李的共同特点是不怕艰难，聪明好学，刻苦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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