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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核试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出来的。
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了布置。
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埋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
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人地下操作。
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了理论与设计的重任。
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
然而这位年已六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正像洪水猛兽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
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半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
过去一看，原来车后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那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
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
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貼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
我没有想到今天乂有人貼上了。
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李觉将军当时已经升为二机部副部长了，他也很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
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
时隔近20年后，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
大邵全名叫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就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职成为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文革那十年里，王先生他们一批科学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冲击，受尽苦难。
外界都不知道，其实那些年正是我国核试验搞得最多任务最重的年头。
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他们的日子可想而知有多不易啊！
大邵感慨万千。
王淦肖平时是个好好老头儿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
除此他似乎没有一点可以让人慼到多余或有半点累赘的地方。
我听过他的一泣现今退休在家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常常被他弄得一肚子气。
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侮辱就侮辱的人，也不是一个想在他头上拉屎就可以露屁股的人。
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
王淦昌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距工作单位一坐落在花园村的灰楼有相当一段路程。
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一这也是中央规定的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为了保密。
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公众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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