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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李奔的行政办公室外，普委下设一个地质科，这是主要的业务部门。
著名地质学家王日伦、朱夏、关士聪等也在其中。
而更多的是像张瑞祥、邓克刚、苏云山、丁正言、余飞、朱景善、敖玉、冯福闾、胡定恒、刘政琨、孙人一、陈继贤、宁宗善、周志武、任纪舜、王光等一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如今这些人大多成了我国地质业的栋梁支柱！
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的发展，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院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
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销，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普委的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
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响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
其实，20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业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
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无愧于中国石油之父称号的一位。
20世纪初的1904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涎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邓先贤，即邓小平；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
黄德淦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到私塾诵习四书五经。
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德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黄德淦13岁就进了成都市，成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祥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
黄德淦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他因此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贤明的父亲先是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又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了马赛，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淸对前途充满了担忧。
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汲清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就凭你那么点个儿也想扛枪？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
20世纪的中国因此少了一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一一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
这是1924年。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青年都选择了可以为国找到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
你或许不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竟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
可想而知地质两字在20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
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20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
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口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当20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
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高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殖民地。
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衰落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
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富的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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