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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四光和章鸿钊、翁文灏之间就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了。
章鸿钊是地学元老，谁都尊敬。
李四光也称其为先生。
李四光和翁文灏则更有些个人与历史上的情谊可言。
李、翁二人同年生，又在同年卒。
巧合的是二人的寿命刚好同是81岁又185天。
翁在蒋介石手下当大官，开创了中国前半个世纪的地质事业；李在毛泽东手下当大官，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二人虽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为其主，却多在对方尴尬的时候互相帮助过。
在旧政府时期的几十年间，李四光很不得志。
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拉拢知识分子，有一次设宴招待知识界，有意比手下把李的席位安排在自己的旁边。
李四光后来没有去。
当时蒋介石脸色很不好看，问翁文灏：李四光怎么没有来？惹老蒋生气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
翁文灏赶忙回答：他病了，重感冒，还在发烧！
蒋仍不太信，过一会儿又问坐在旁边的陶孟和。
翁忙向陶使个眼色，陶立即会意地答蒋介石：李先生是病了！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在北京去世，李四光闻知后十分悲痛，万分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翁文灏曾救过我一条命啊！
导师们之间的这种讲情重义之举，对黄汲清等后人的影响极为深刻。
他们无不以自己的导师为楷模，来规范、实践和完善自我，并以此为荣。
尤其是丁文江这位被国际知识界誉为是用科学知识做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的那种明天就死何妨义只拼命做工乂就像永永不会死一样的气壮山河的敬业精神和天才的组织与领导能力，以及公正无私、清正廉洁、憎爱分明、诚挚友善的为人处世之道，对谢家荣、黄汲清他们几代人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
丁文江在他不该死的时候英年早逝。
为了把恩师的未竟亊业继续发扬，黄汲清等后来在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职的绝大部分人都参与了与口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做艰苦的保护机构、扩大实力的斗争。
在黄汲清、翁文灏、尹赞勋、谢家荣、李春昱等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期间，决议设立丁文江纪念奖金，并屡次举行隆重评奖颁奖活动。
丁文江纪念奖金是解放前中国地学界的最高荣誉奖，李四光是第二次丁文江纪念奖金的得主。
当时远在桂林的李四光听到从重庆传来的这一喜讯，感到十分惊喜和荣幸。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谁是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的名利之争开始。
紧接着，便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你死我活交锋的文革运动开始了。
作为革命学术权威的对立面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时已老的老，死的死，溃不成兵。
黄汲清在此时此刻便被光荣地推举为这一阵营的统帅人物。
他的地位，他的名望，尤其是他的大地构造理论，正好是从苏联引进的修正主义加资产阶级的洋货。
他当这个角色在革命派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
黄汲清的运气从此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从大庆油田是谁发现的一团疑云中抬起头来，那轰头砸脑的巨雷，如鼓点般地向他袭来。
他被打倒了，批臭了，扔进了地下狱室。
后来又被一脚踢出北京，遣送到江西峡江的一个农场。
他不仅被剥夺了工作与科研的权利，而且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没有了。
那时大师已经65岁，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使他瘦得不像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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