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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王先生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货责人，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
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
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帟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
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生产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
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我担心他出事，小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肯听！
地震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去，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
他照常睡在屋里。
有一次我问他说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的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让路了。
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能顾及到自己的生死？但就是王先生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国家做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
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
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
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
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的帽子，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
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
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
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
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开车去接。
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青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
王先生见了我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
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着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大邵给我讲了几件触目惊心的事，我实在不敢把它写人作品之中，好在罪大恶极的二赵这群反革命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1975年，因文革中断了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人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91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
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查一下装置和线路。
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猫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都深深地感动了。
大爆炸依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一年，王淦昌的化名王京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地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三次地下核试验。
经过代号为21一91、21一一92、21一一93三次平洞地下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圆满的历程。
而带来1964年10月罗布泊第一声巨响的中国核武器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王淦昌，此时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为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他最最敬爱的人一一我们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95个问题，当时我只间答了3个。
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们诉说着。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
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人了悼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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