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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桩事，黄汲清一辈子没有忘却。
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大劫难的年份。
当时黄汲清身兼两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沁4月，全国第一次区域地质调查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
当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
可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的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时也还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著作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学生。
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一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
可是黄汲清错了。
初秋，他回到了北京。
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人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3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的右派了。
除了黄汲清以外，那3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等人，他们和黄汲清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
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家荣，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
谢家荣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
更何况谢家荣当时是堂堂共和同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
二是反党其实是莫须有在我们以往或今天所看到的许多史学与文学作品中，一写到某人某事，总把者多命运的恩岜怨怨统归到政治斗争或路线斗争上。
其实，如钱我们认认真真地对某些事件或人物的命运进行深入的剖析，不难发现，有许多事件的冲突与矛盾，谁能肯定不是出于个人之间的恩怨？谁能肯定许多个人之间的恩怨其解决办法不是借助某一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才得以了结的？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害怕政治斗争，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某些对立面的人利用政治斗争的幌子来达到摧毁自己的目的。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的残酷。
那些骨子里残酷的人性是很会运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
历史对此可以证明。
一代大地质学家谢家荣的毁灭，多少可以归结于他对政治斗争的色盲和在官场上的幼稚。
老实说，当读者们读到这篇文章时，很多人会说何建明也太胆大了，竟然拿我们的科学大师们开涮，忽而批判这个，忽而批判那个，你还想不想安安稳稳过小日子？其实我何尝没有这样的担心。
为写黄汲清，开始我并没有朝现在这个思路走，本想给这位大师写一部传记式的作品，便算大功告成。
可是越到采访后期我越发觉得，最让我心颤的是处在中国科学最髙层的大师们在名利场上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纠葛。
在写此文之前，我已为黄汲清的传记写了近10万字，后来我把它撕成了碎片，因为我觉得在黄汲清及他身边的一群大师身上，最可贵的最值得我们了解的本质不是他们做了那些公众早已熟知的、那些著作等身的成就，而是他们作为一代科学大师的崇高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在各自完善或者扭曲自己的人格历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不写科学大师们的作为活生生的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而仅用彩笔描绘他们事业上的光环，我以为我的作品不名分文。
我断定有人看完这部作品会骂我，骂我猎奇的创作动机。
错了，朋友。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这篇文章的下笔过程，对我而言，丝毫没有那种猎奇的快感和激昂情绪，有的只是一种深切的痛苦和沉重的责任感。
言其痛苦，是我从诸多大师身上看到时代的政治烙印给他们每个人所留下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悲剧角色。
黄汲清的一生几乎都处在被别人诋毁与指责之中。
这是极不公平的。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诱发了我一种沉重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便是令我要为历史讨个公正与实事求是的说法。
我想尽自己的力量做。
因为我丝毫没有想着意去贬低哪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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