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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我们见杨总，告知《羊城晚报》可能在大年三十发表有关《中国治水史诗》的文章。
杨总点头说：“很好，那是贺春之礼，象征开春大吉。”
2010年2月12日
下午，杨总来电，叫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叶选平副主席答应为《中国治水史诗》题写书名和担任总顾问。
吴小攀记者来电，告知《羊城晚报》拟在大年三十发表评价《中国治水史诗》的文章。
2010年2月13日
（大年三十）《羊城晚报》发表评价《中国治水史诗》的文章：
除郦道元的《水经注》外，《中国治水史诗》堪称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将造就中国治水史上另一部空前的“水经”
众多知名作家同赴“在水一方”
吴小攀
蒋子龙、徐坤、何建明、张笑天、阿成、叶延滨……众多全国各地的明星作家欣然加盟《中国治水史诗》（作家出版社），此书由广东梅雁水电集团总经理杨钦欢策划，著名作家何建明、程贤章主编，其编纂经过不亚于一个宏大的治水工程，200多万字，用报告文学的文体囊括上下五千年中国主要治水工程概要，如史诗般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水的关系——伤害、竞争、和谐，既从文学审美的视角揭示了治水之难，也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了人与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知名作家加入到这一“治水”
工程中来？因为水这一人类的生命之源，既有实用意义，又有超现实意味，既有审美功能，又有形而上的寓意，其意味深长，引人入胜。
作家们在这次有特殊意味的写作中不懈追问：人与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答案指向过去，指向现在，也指向未来。
水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物质，人类的历史有多长，与水的关系就有多长。
原始之初，自然之水天上来，我们的先民逐水草而居，繁衍生息，人与水的关系呈现一种最初的和谐。
某日，沧海桑田，山洪暴发，浊流排空，温柔之水暴烈疯狂，吞没生命，在大禹父子治水的时代，也流传着河伯娶妻的传说，可见当时人类对水既爱又恨，敬而畏之。
到了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时破除河伯娶妻陋习，“引漳水灌邺，以富魏之河内”
，人民始得幸福。
这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是与一定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符合的，并且持续了很长时期，中华民族正是在长期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既屡受其苦，也学会了通过筑坝堆田兴修水利减避灾害获得丰收。
一直到近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自信，不仅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且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认为“人定胜天”
，自信几乎达到了盲目的地步。
工业化的今天，不仅水污染严重，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粮食污染，全球气候急剧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全面挑战，人如何与水相处、如何改善水环境成了当代人绕不开的最严峻的话题。
人与水的关系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
即使是技术意义上的治水史，也包含着巨大的哲学隐寓。
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劳民伤财，束手无策，被处死在羽山，其子禹继承重任，吸取教训，改堵为疏，三过家门而不入，大功始告完成。
从这种形象的文学叙述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也孕育了一种素朴的哲理：疏导胜过围堵。
灵渠，都江堰，大运河，这些至今仍起着无可替代作用的水利工程凝结着先人多少智慧！
在几千年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治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对水的认识深度和高度也在不断地提升。
自然之水是给人生命令人依赖的，玄学之水是令人恐惧让人敬畏的，哲学之水则是引导人生启人智慧的，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从抗拒型的治水到利用型的治水，从大峡大坝式的改造型治水到重视水污染治理及环保植被的和谐型治水，每一次前仆后继的治水里不仅有治水技术的进步，更有中国人智慧的进步！
中国现在的水生态环境如何？有人曾这样总结：患水多（洪涝灾害），患水少（旱灾），患水脏（污染严重）。
为什么水生态环境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之一：“不听黄万里的话，毁了中国的母亲河。”
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是当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黄炎培因曾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秉烛夜谈如何打破中国历史治—乱“周期律”
而闻名，后来他的儿子黄万里则在治水上狠下工夫，试图打破水患治—乱的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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