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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地作家诗人的作品，也很有气势。
写珠江水系治水的作品，如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话珠江》，杨克的《河源水传奇》，李钟声的《梅江在我心上流》，等等。
写我国西部治水的，如董生龙的《三江源》，李霁宇、杨红昆的《滇池图》，崔治鑫的《雪域腹地的蓝色哈达》等都从追怀历史，写到现代人治水的艰难历程和卓越贡献。
第三，贴近现实，时代感强。
作为一部“史诗”
，不只是写历史，使作品有深厚的历史感，更应该贴近现实使其有强烈的时代感。
如果仅仅满足于钩沉历史，摘录史料而对活生生的现实不予关注，也容易沦为“掉书袋”
式的史料集录。
《中国治水史诗》的编者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到现实。
注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正是这部“史诗”
的重要特色。
一些写当代治水的篇章，写得很有气势，很有深度，令人赞为佳作。
谭谈、纪红建的《湘中大血脉》，写的是湖南治水史上一座丰碑式的治水工程。
韶水灌区工程关系到灌溉韶山、宁乡、湘潭、湘乡、双峰、岳麓和雨湖七个县市区约2500平方公里的百万亩农田。
作品描写了这一工程从决策者、指挥员到工地上的普通员工的思想境界、奉献精神和忘我劳动。
作者说：“那个传奇，那种精神，早已把滔滔洪波化成涓涓清流，流淌在湘中大地，也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中。”
叶延滨的两篇作品：《流向北京的生命之河》是写“南水北调”
工程的；《红旗渠，一座中国精神的丰碑》是写河南林州的红旗渠的修造。
前者着重写宏大的构想和创造的智慧；后者则着重写艰难条件下的苦干实干。
两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怀是一致的。
那就是写出新中国人民群众创造的人间奇迹，写出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写出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精神。
焦祖尧的《大河走高原》本是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报告文学，是写山西引黄入晋工程的。
经过作者的补充、修改和删节，成为了一篇贴近现实的治水文章，虽长一些但值得一读。
潘仁山的两篇作品《长缨在手缚苍龙》和《生命之水，生态之水》，前者写严重缺水的河北省人民治水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后者写凤凰涅槃之后的唐山人民科学找水、治水的经历。
两文都有特色。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这部表现中国人民治水的宏大史诗中，也写到香港、澳门和台湾治水。
杨克的《粤港情深》写东江碧水引入香港的故事；南翔的《香港澳门供水治水填海造地侧记》写澳门治水；蓝博洲的《曹公治水——一个河南人在台湾成神的传说》写一个叫曹瑾的河南人、这个被《清史稿》列入“循吏传”
的县官在台湾领导人民治水成为水神的传说。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描写了这些特殊地区治水、供水的历程，从而使这部治水史诗更加全面，没有让这个地域在治水史中“缺席”
而成为遗憾。
第四，文采飞扬，令人欣喜
参与《中国治水史诗》写作的作家固然是国家一流的实力派作家。
他们的文笔是无可怀疑，无可挑剔的。
但是一旦让他们改变枪法，从写小说变为写“史”
，会不会受到史料的羁绊，在写作上有些拘束呢？事实证明，没有担心的必要。
看了何建明、蒋子龙、陈世旭、王宗仁、徐坤等作家首先发来的文章，编者们精神为之一振。
篇篇作品都文采飞扬，保持和发挥了作家们各自创作的特色。
有些作家的文章就是一首诗、一篇优美的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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