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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慕祖国，怀念着祖国的爱国心情，任何人都有。
但是，台湾人的祖国爱，所爱的绝不是清朝。
清朝是满洲人的国，不是汉人的国，甲午战争是满洲人和日本作战遭到失败，并不是汉人的战败。
台湾即使一时被日本所占有，总有一天会收复回来。
汉民族一定会复兴起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老人们即使在梦中也坚信总有一天汉军会来解救台湾的。
台湾人的心底，存在着‘汉’这个美丽而又伟大的祖国。”
1913年，台湾史学者称为祖国派文化抗日领袖的林献堂（1881—1956）游历北京，除了与刚刚创建民国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有所接触，也专程拜访了梁启超，请教殖民地台湾人抗日之道。
梁启超告诉他说：
“三十年内，中国无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对日本不可力敌，只能效法爱尔兰人抗英之法，先求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面见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时痛陈台人处境惨状，戴氏也只能告诉他说：
“中国内乱方殷，十年之内无法帮助台人。”
这样的历史接触说明：祖国的同胞并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它也并非无心收复台湾，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实。
其后，在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青年学生首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仿照《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1925年，留学北京的台湾学生主张把台湾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依靠祖国以收复台湾，认为参加祖国的建国工作，才是救援台湾之道，因此除了学文的以外，也有转而学武的。
1926年，台湾青年张我军（1902—1955，台湾新文学奠基人）在北京拜访鲁迅时向他抱怨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
鲁迅听了，“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
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
1927年，鲁迅在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成员张秀哲（张月澄，1905—？）翻译的《劳动问题》写序时提到了这件事，同时强调他因此而非常肯定台湾青年的祖国情怀，他认为“正在受苦中的台湾青年，却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
他们常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
以上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在在说明了海峡两岸知识分子血脉相连的真挚深情。
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籍中共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1939年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别题为《台湾社会运动史》的内部机密数据载明，从1913至1936年，台湾人民反日运动的两大思想特质是中华民族意识与反帝社会主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展开全面抗战。
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也纳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人民看到了光复的希望；许多爱国的台湾青年决心洗雪旧耻，光复家园，将宝岛解放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于是纷纷冒着生命危险，间关万里，潜回大陆，寻找重庆或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
据说，先后归返大陆，参加祖国抗日行列，与大陆同胞并肩作战的台湾爱国志士高达5万多人。
例如：
文学运动家张深切（1904—1965）在1961年12月出版的回忆录《里程碑》写道：
“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
抗日青年雷灿南（1924—1945）的日记写道：
“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
台北二中毕业后再读高商，然后整理家业，作为在台的最后一名日本人，领导本岛民族，大力展开活动。”
1940年4月10日，盐分地带文学家吴新荣（1907—1967）的《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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