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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的媒体造势、严格审稿编辑等过程，不可或缺地保证了这部书的出版畅行。
总结以上，这部书在出版业上树立成功范例的经验是：出版者不囿于原地，打开大门，走向社会，握住一切资源，从而突破转型期的困境，使出版之船扬帆出航。
但这仅是《中国治水史诗》出版成功的一个方面。
如果把这部书的出版，置于“文化自觉”
的平台上来考量，我们还能发现更加深远的意义。
“文化自觉”
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穷尽自己一生学识经验提出的一个科学的文化观，“文化自觉”
一经提出，受到各界学人的响应。
它的前瞻性，更使它在当前和未来的时日里，具备了文化引导的作用。
“文化自觉”
提出的背景，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世界各民族及国家之间的文化，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碰撞、交流、汇通和融合，所以，“文化自觉”
是未来世界大同前奏中的一个乐章。
略去“文化自觉”
的许多广博深厚的内容不说，择其要点，是对本土文化的自知，即：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它的优长短缺，它的发展趋势，以取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资格与资源。
《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
这正是我们民族向人类文化融汇所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
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创造者们，又是“文化自觉”
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
再值得一说的，是这部书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它是多种社会学科的成功的文学表述。
治水，无疑是社会学的大选题。
水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水利开发沿革，人与水形成的社会经济状况等，都是社会学家的研究专题。
由于时间的延续，这些专题可扩展到历史学。
文学介入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围，会使自身扩展视野，增深内涵。
而文学的表述，又会为其他学科插上翅膀，送其飞翔。
确定以文学的史诗般的形式，表述治水史时，我们的编者、作家，首先凭仗的是对文学魅力的自信。
因为我们有情、有形象，有对文字的千转百回的表现能力。
“感人心者，莫先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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