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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只见杨钦欢笑着说：“我想在治水方面做文章。”
程贤章深知杨钦欢说的“治水”
，绝不是梅雁水利工程的“治水”
，而是另有所指。
果然，杨钦欢和盘托出他想编一部“中国治水史诗”
的计划。
程贤章情绪激动地连声称好。
此时此刻，两位老朋友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后来，当这项“治水工程”
完工后，在2010年7月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治水史诗》新书首发式”
时，杨钦欢深情地说：“作为企业家，我对中国文化无限热爱与崇拜；作为治水企业，我对治水文化情有独钟。”
寥寥几句，道出了杨钦欢的心声。
高山流水遇知音。
凭着几十年的深交，杨钦欢知道程贤章是最合适的人选，便直截了当地请程贤章挑起重担，并请他找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共同担任主编。
程贤章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就这样，程贤章爽快地接下了主持编辑《中国治水史诗》的重任。
杨钦欢和程贤章都是客家人。
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敢下决心和有魄力去承担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呢？这也许跟客家人与生俱来的一些文化特性有关。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质的汉族特殊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
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先后五次大举南迁，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定居，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合作，经过千年演化后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
客家人在千百年来的不断迁徙过程中，形成一种宏观的包容性，也因为对中原文化传承的坚持，使得客家地区保留着“耕读传家，崇文重教”
的传统，形成了他们的坚强性格。
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如洪秀全、张弼士、孙中山、黄遵宪、丘逢甲、朱德、叶剑英、林风眠、李金发、谢晋元、李国豪……客家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客家知名人物的杨钦欢和程贤章，并不囿于梅州山区的局限，能够跳出地域的思维，用报告文学的载体，抒写上下五千年中国重大治水工程，如史诗般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水的关系——伤害、竞争、和谐，既从文学审美的视角揭示了治水之难，也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了人与水、社会与自然等关系，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
四
《中国治水史诗》的主编之一的程贤章先生，是我的师长，亦是我的老友，正所谓“亦师亦友”
也。
从1961年起到2011年，算起来我与程贤章的交往整整半个世纪了！
几十年的交往，我对其人品与文品深为敬佩。
半个世纪的友谊让我们俩即使通过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读出对方来。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中时，已经开始在《梅江报》、《汕头日报》、《羊城晚报》等发表文章了。
当时《汕头日报》记者程贤章就是从来稿中发现了我，把我的处女作《疯狗》刊登在《汕头日报》“韩江水”
副刊上的。
这一次偶然的机遇，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开始了我的作家之梦，也奠定了我们永恒的友谊。
那年，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编辑的道路。
此后，我也因此而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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