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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伍德则更进一步说，“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
。
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
因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者强调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
，有人则重提古希腊经典时代的观点：历史是一门艺术，它不仅有实践功能、认识价值，尤有审美价值。
可以说，历史就是一切——艺术、哲学、科学，却又什么都不是。
由于历史决定论被推向了极端，又有人宣称，历史无规律可循，只有个别，没有一般；存在主义者甚至说，历史不过是个人的历史，其发展不过“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
，没有意义可言；历史是不可知的，历史就是虚无的……。
“新史学”
出现了，它强调的是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而历史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提出了总体历史理论。
至于在中国，史家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来说，史学界还是相当沉闷与寂寞——由于僵化的模式带来的窒息，迄今仍需作必要的启蒙，许多争论的题目均在重复人家的过去。
关于自己的现在，反而茫然无知。
在动笔写这部专著之前，我一遇到史学界的名流，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一说到中国人的历史观，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得不知所以然，似乎没有人关注过这个题目。
要么就不屑道，不就是循环史观，气数史观，还能有什么呢？大可一言以蔽之。
有的，可以把西方史观发展演变，神学史观、理性史观、利益史观……说得头头是道，可一说到中国史观，就茫茫然了。
在一个史学相当发达（这是举世公认的）的国家，却如此缺乏史识，这在他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在北美与欧洲讲学之际，就遇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解释也难以说清——能说中国人只重视实证而缺乏抽象思维，或者只顾拥有浩瀚的史料却不愿从中发现规律么？不，不，这里有很深的文化渊源，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
所以，赴西方讲学，我准备了这么厚厚的一叠研究与思考的资料，近30万字，通过至少是三次以上的讲授，才让人家多少有点明白。
包括有一次与一位搞思维科学的著名学者对话，也耗费了整整几个星期。
当然，历史观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对方将文艺复兴前的西方思维统称为线性思维，而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维方式，他们以约七十五年一代人作为一个阶段，以1425年为起点，即“文艺复兴”
开始为界。
沿着感性一理性一非理性的轨迹，划分了人类近代思维发展的八大阶段。
开始三个阶段是感性的，第一阶段是共同的、一般感觉阶段，即推理的、逻辑的线性思维；第二阶段为实验性思维，实验科学由此兴起；第三阶段为反馈性思维，从而推动了“假说”
创立。
及至1650年起，则是理性的三个阶段，第四阶段为理论性思维，以莱布尼茨、康德为代表；第五阶段为历史性思维，维科的《新科学》震惊思想界；第六阶段为社会批判思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为社会的多元化进程作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内诞生。
19世纪下半叶，即1875年以来，非理性主义上升，第七阶段的理念性思维，则以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
为标志，把人的潜意识带进了思维方式之中；到20世纪中叶，则是悟性思维阶段开始了，解构主义提出来了，如哈利所言，科学的飞跃则是非理性的，与科学家的悟性或激发心理息息相关。
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思维演进阶段的内容，是说明在短短五百年间，西方思维发展的历史是如何之迅速的。
同时，历史本身就是思想线索的客观存在。
当代批判的历史哲学开创者W·狄尔泰，就曾把原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更名为（思维科学导论）。
所以，我这部文化史观的著作，也同样是思维科学的研究。
人类思维的飞速演进，一直发展到本世纪末的悟性思维了——这是西方思维科学研究的一个新成就。
［参见《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二期（1999.12），《当代思维：意念性与悟性》］而我们呢，早在庄禅哲学时，不是已经有了悟性思维吗？为何今天的线性思维反而还那么“不可一世”
呢？
无疑，对史学的高层与深层研究，科学、系统地对中国史观作一宏观的把握，也是对旧的思维方式作一次认真的清算。
例如，人们常用“循环史观”
、“气数史观”
来概括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究其底蕴，其实质内涵却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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