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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由与异化、平等与等级之间的转化，却又在农民军中异乎神速地得以实现。
那么，它的自由平等本来就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其实，黑格尔倒是说对了，中国人“这种平等确实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
（《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人习惯于这样一种平等，一人之下的什么都没有的平等，而不是什么都有——生来俱有的权利的平等。
他们习惯于把整体的命运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把“金口玉牙”
当做了“佛语纶音”
，领袖则成了自然、宗教、皇权三位一体的象征。
也可以说，是儒（皇权）、释（宗教）、道（白然）三教合流的至高无上的真命天子。
所以，任何农民起义的结局，哪怕是胜利了，也不会产生新的政体，而只能是旧的等级制度改头换面的复生或强化。
元好问讥朱温、王建诗：“围棋局上猪奴戏，可是乾坤斗两雄？”
固然有蔑视称帝的农民起义头目梁太祖及前蜀主王建的味道，却也不无深意。
朱元璋的例子不重复了，连《水浒》中“梁山伯英雄排座次”
，到最后哪还有什么自由平等的影子呢？恰巧以绝对的等级作了终结，这种伦理秩序下的自由，与法律承认的自由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不过是一种一定等级范围内的自由与臣服罢了。
这便是中国理学的“中庸”
——对立即互补，历史也是如此，乱治对立，起义与招安对立，却又互相补充，以达至整个古代社会的超稳态效应。
就如王道与霸道一样，说到底也就是一回事。
这便是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实质：不承认根本的对立，抗御任何外来的冲击。
朱熹所改造和发挥的《大学》中直线推导“知止一有定一能静一能安一能虑一能得”
为《四书集注）中的“功能圈”
的循环模式，则是理学在这方面的证明。
他是这么注释的：
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
“静”
谓心不妄动，“安”
谓所处而安，虑则虑事精详，“得”
谓得其所止。
“得其所止”
，便是“止之至善”
了。
善，又是伦理范畴了。
“纲常万年，磨灭不得”
（《语类》卷二四）。
历史也就这般“定位不易”
了。
历史的循环、事物的循环，一直到心的循环，到头来便是“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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