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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
用之于他们，便是潜移默化成的“孔颜人格”
——奴才意识，将自发本能导向道德行为，感性冲动归之于理性规范。
他们心甘情愿地置身于纲常的秩序之中，甸甸于帝王的权势之下，以谋求其“名位”
，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学而优则仕”
——全驱赶于做官的狭道上，只做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的“学问”
，至于科技不屑一顾；文学艺术更是下九流了。
当官便是一切——也确实有一切，一个皇权至上的官僚社会，有了权便有了一切，只要不去“冲天”
，做皇帝梦。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是文章。”
多少可概括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
的狭隘性，也多少正证明士大夫对于宗法社会所能起到的“互补”
作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的古之遗训，算是把他们说死火了。
他们不曾有过自己的独立性，永远只能作人身依附，不做隐士便是奴才。
自宋代以来，知识分子抬出来的诸葛亮，便是他们的理想人物，也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应帝王”
、“作宰辅”
的样板。
从诸葛亮，我们再去看民间兴起的“文庙”
与“武庙”
，不又可以看到，文庙祭的是孔子，自然是“仁”
的象征，而武庙祭的是关帝，不就是“义”
的代表么？“仁义”
二者之多，连任何帝王的庙宇都无法相比。
这岂不是被神化了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么？圣人，自是高于帝王的。
而这，也是自宋代开始。
所谓“理学”
，在伦理思想上吸收了一定的佛教哲学，把个人的修行变为个体的道德自觉，借“月印万川”
来构造了新的理论体系，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伦理观赋予了神学的性质，“明天理灭人欲”
，则成了一种准宗教。
在某种意义上，当西方正从神学统治的中世纪中挣脱出来之际，我们却在精心构置出了准神学的统治，进人了准中世纪。
思想的统治便是这种道德神学了，偶像便是文武二圣——孔子和关帝。
连农民起义，也不可能摆脱这种观念，带上极浓的迷信色彩、宗教色彩，自命为“真命天子”
，天下未打下来，便早早称上皇帝，并且为高度集中的权力而开始了内让，为个人的神化而大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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