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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日益引人注目的物质因素——物的交换：商业；与物的突飞猛进：经济与科学的发达。
如果说，血缘宗法社会的物质生产尚不发达，人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外王内圣”
上，这是不难体察的，小农经济只配有那样一个伦理社会。
但是，当经济的因素凸现时，人的观念总是不得不跟上的，不管传统力量还有多大。
于是，价值观念便出现变化。
可以说，过去的伦理社会是排斥这一观念的，所谓“贵义而贱利”
便是如此。
我这么说，有人会提出，过去就没有价值观念么？我认为，在这个定，义上，得作个必要的说明。
所谓“贵义”
的“贵”
不能引中为“价值”
，正如“贵人”
并不等于重视人的价值一样，“贵义”
若说成是重视义的价值，那它便是一种抽象的、子虚乌有的价值了。
中国古代有“人贵”
思想，但那是指伦理群体的“贵”
，而非真正的人。
所以，这一时期价值观的产生、发展、演变，乃至于升华，便是一个革命的过程。
尤其对于中国社会更是如此。
这种新的“价值观”
与唯物史观可谓接壤。
事实上，也只有当经济的因素，或生产力的作用作为“显性因子”
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之际，唯物史观才应运而生。
在古代社会，是没有产生它的气候条件的。
由于交通与信息的关系，唐代只是亚洲文明的一次综合、交融与激活，而近现代则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冲击了。
这种冲击后的第一个选择，便是作为西方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的胜利。
这种“西化”
过程，是经过了几十年血与，火的战争，数百年乃至千万人流血的结果，而在这场战争之前，更是上百年的选择，极其痛苦的外患与内乱的迫使所作出的选择。
中国的宗法社会在宋明间的强化，也证明它走向了末路。
在中国历史哲学发展中有着重大贡献的黄宗羲，便提出：“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所谓“法”
，则一是“置相”
——“天下不能一人而治”
，相当于内阁总理制去制约君权；二是设“太学”
——近乎议会——“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
再是计口授田，工商皆本，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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