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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断历史，无异于窿读神明、大逆不道了。
这种“无历史”
观的冲击，实质上便是对伦理史观的一个否定，它斩断了历史的联系，也斩断了伦理纲常的秩序，同时，也割断了礼法名教的延续，也不舍是一个“虚无主义”
运动，亦即革命运动，再加上它不粉饰现实，把现实说得一团漆黑，就更富于批判性了。
正是这种以“无”
为本体的历史观，使人们凭借这一宗教，或多或少地挣脱了宗法社会、血缘关系的种种约束与限制，相对自由与解放了——我们看看隋唐时代的诗歌、绘画，无一不体现这种自由解放的精神，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敦煌壁画的“飞天”
以及以丰胶为美的女子画像，均豁达、昂扬、无拘无束，一反苦苦修行的面容——这是印度佛教来到中国的一种奇特的“激活”
效应。
正是这种“无”
，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怀疑精神，祖宗尚不可法，五经更不可用，一切均“顺乎自然”
，按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后期禅宗一直发展到“呵佛骂祖”
，否定一切权威，与这是有联系的。
临济宗的宗师义玄则公开宣称：
你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
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
（（古尊宿语录）卷四）
当然，这是一种“人境俱夺”
的认识原则。
不管怎样，这种无祖宗、无君无臣，没有任何纲常秩序的思想，使得长期受三纲五常束缚的人民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在当时则起到了相当进步的作用。
连唐太宗在治国之际，也相当优礼僧人，虽然他在（贬肖璃手诏）中宣称：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
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
……报施之微，何其缪也。
（《资治通鉴》一九二卷）
但他在治国的原则上，却是顺乎自然，“抚民以静”
，尊重佛教的自由发展——建寺、营斋、礼敬玄类、亲撰《圣教序》等，不遗余力，以极为开阔的胸怀，容纳外来文化。
也就是说，深受道家、佛家本体论的影响。
唐代，佛、道二教先后被立为国教。
唐代“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不能不说是治国有方。
而唐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繁荣的峰巅，无论在文学、史学上出现反传统的空前兴盛，工艺、绘画、音乐更是一派夷风，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秩序安定，这已不必在此赘述了。
有人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的“中世纪”
，岂不是贻笑大方么？光凭一门宗教传人中国，就足以把盛唐归人中世纪了么？何况这一宗教还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呢。
关于外来文化（以佛教为主）在中国古代起到的激活作用，应当有专文论及，这里尚来不及过细加以研究、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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