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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柳宗元、刘禹锡的历史进化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无论如何，他比伦理史观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性，这不能不说是唐代整个文化走向的影响，是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
到了柳宗元，他在《封建论》中，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著名“非圣人之意，势也”
的著名论断。
他依据这一观点指出“封国土、建诸侯”
的分封制的产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棒，鹿乐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
荀抑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
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
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自天子至于里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
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在这里，柳宗元重”
势”
的历史观，从历史进化的角度上否定了董仲舒的“三统”
、“三正”
的循环论，也否定了圣人史观（均作为伦理史观的一部分），并进一步觉察到历史发展的“势”
与个人意志之间的矛盾，这并不是以善得善、以私得私的：“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封建论））。
以“私”
而促成了“公天下”
之势，或曰以恶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这里已多多少少触及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他反对伦理秩序，指出《左传》中把“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
视为“逆”
是不对的，应以贤愚为标准，不应以贵贱、远近、新旧为标准：
呜呼！
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
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
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至败乱者，固不乏焉。
这也是对所谓“圣经贤传”
祸国思想的驳斥。
与柳宗元相交甚厚的刘禹锡，在历史观上也是明“天人之分”
的，并进一步提出“天与人交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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