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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老庄、玄学至佛教，我们倒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了人类对于异化的一种曲折的、无奈的，但也是愤嫉的抗辩。
章太炎的这种社会史观，同样也是这公一种抗辩。
它曲折地反映了在那个时代中国宗法农民的朴素意识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幻灭感，以及对业已可以辨认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恐俱感。
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同司马迁等人一样，在本质上是个文学家、学者，而非政治家或别的什么。
如同我们不能谴责巴尔扎克对’那个金钱世界的揭露而说他是个封建古董（他诚然是个保皇党）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也不能过于苛求太炎先生什么。
他对于封建史学的批判，也是很有贡献的，他反对历史循环论，说“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毅”
（《征信论》），他还打算在自己编写的百卷中国通史中，“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甘沈，以振墨守之惑”
（《馗书·哀清史》）。
并且扩大了历史的眼界，要在通史中写出“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
（《社说》）。
而且，在历史理论中引人了突变的观念。
他反对天命，明确提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主张靠人民自己起来救自己：“民主之兴，实由事势迫使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也”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像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
若把此事望之督抚，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他认为“循乎自然规律，则人道将穷，于是有人为规则以对治之。”
（（四惑论））
可惜，他这“人为规则”
正是道德——而道德的批判，是一切批判中最无力、最保守的了，这非但不是救世的良方，反而是副泻药——关于这点，我们已说了不少。
一种小生产者的空想，一种道德的乌托邦。
他最后只能求助于佛教了：
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之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屈退心。
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
（《建立宗教论》）
就这样，他把佛教道德当做为历史的动力、革命的基础，既反对了一切束缚，却也摒弃了对幸福的追求；既反对了一切权威，却也否定了人类的物质文明；既强调了个人主观战斗精神，却又落人了禁欲主义，“依自不依他”
。
他的历史观，也就这样在佛教的哲学体系中找到了归宿，四大皆空了。
鲁迅以八个字，概括了他的悲剧：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
俱分进化论中包含的希望与幻灭，都是道德这一植株上畸形的纸花，有眩目的色彩，却无真正的生气与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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