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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力，同艺术的想象力不那么一样。
艺术家哪怕是变形了的想象，也都是提供通向真实的途径，如毕加索的（但格尼卡》，但它并不呈示真实，只是一种艺术的真实。
历史的真实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这种艺术的真实，但它不是终点，而是——途径。
同样，文学作品，包括传记作品所具有的哲理性，与其展示的历史内容是分不开的。
不管这种哲理性是淡是浓、是浅是深。
自然，任何传世之作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无论是纵的还是剖面）及哲理性都是无可估量的。
所以，克罗齐说过：“传记也是一种哲学意义的‘制度’的历史……组成历史性传记的不是被视为外表的或个人的或自然的或任何称呼的个人。”
（《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我想，衡量一部传记的真正价值标准也就在这了。
当然，克罗齐是以否定编年史的材料堆积方式为出发点的，立足于思想即真正历史的观点上。
但传主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的折射物，又是不应该加以怀疑的。
所以，作家的史观也是至关紧要的，所谓高明不高明、深刻不深刻，也就在此揭之沼然了。
我们不强调所有作家必须是历史哲学家，但是，由此可以看出，我注六经，只是考古的历史；六经注我，才是历史的历史。
超于二者之上，才有历史哲学的位置。
六经皆史，进而言之，六经本身应是文、史、哲三者交融的总体。
后人分别从文、史、哲三个角度来看，也是必然的。
但是，就如古书中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定规律。
边缘学科的出现，也正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结果。
当然，这次分久必合之“合”
，与合久必分的“合”
，则不可同日而语了。
同样，在史观史上，也存在这种“合”
与“分”
的趋势。
在绪论部分，我们把整个东方的史观，分为六大板块，撇开美学史观来谈，也有五大板块，自然，这是一种“分”
。
在这分之中，我们又不自觉地发现了某些合，例如，对于本体论——历史哲学阶段，它有其源，这便是其自然史观阶段，二者可以看出其一脉相承之处。
同样，伦理史观阶段与实用理性史观阶段，关系就更密切了，在文化史上，前者被称为儒家正宗，后者也被称为“后儒”
。
但后者却又吸收了本体论——历史哲学阶段中若干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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