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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当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
他进一步洞察到由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经济条件就这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作出了道德评价：“本富（劳动致富）为上，末富（经商）次之，奸富最下。”
“鄙人有言曰：‘何知知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游侠列传））
司马迁大胆地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矛盾，指出法律是一种治人的工具，并非理性的产物。
甚至让酷吏自己宣称：“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事，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尤其在揭露汉儒叔孙通定礼的故事中，更骂得淋漓尽致。
神圣的法律不过是巧取豪夺罢了。
由此，他进一步暴露了汉代“内法外儒”
的道德实质，一种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态欲自快”
，这是有权有势的人的道德，另一种是老百姓的道德，“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虽时扦当世之文周，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游侠列传》）。
从上述道德与法的观点出发，他挣开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敢于歌颂农民起义，他说：“莱封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
（《自序》）把陈涉起义与汤武圣王开创商周二代等量齐观。
他还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客观地写上：“初作难，发于陈涉；疟决灭秦，由项氏；平定海内，率践帝柞，成于汉家。”
在考察“古今之变”
时，司马迁有时侧重于形势与兵力，有时侧重于人心向背与人谋得失，并且常把这些与经济原因联系起来。
如叙述商鞍变法，“秦人富强”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
等等。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史记》中，包含有极为深邃、博大的历史思想，这里几笔带过，是很不够的。
现实主义的力量，使得他的历史观远比其宣言要进步得多，其“成一家之言”
的表白，也正证明他并不甘心于当一名平平常常的历史学家。
由于历史与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越出历史循环论及英雄史观的局限，其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
（《平淮书》）的观念，贯穿全书，固然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仍是离不了“大数”
，讲循环，讲周而复始，但他还是看到了“变”
，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不落人儒者的历史倒退论中，这在他来说，已很不容易了。
他毕竟被统治者视为异端，则可见他在史学上有远见卓识，有“乱国政”
，否则，他就不会要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以求得后世的赏识。
在他稍后的班固著的（汉书），则完全以汉代的封建正统思想为准，“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纬《六经》，缀道纲”
，大谈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在史观上没有什么创见，其价值就远不如（史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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