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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近代三大革命运动前夕骤变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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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即万历年间，曾有过一段开放，著名的学者、传教士利玛窦等亦先后来过中国，在这之前，亦有过历法依西方科学的改革、郑和三次下西洋……这些，与明末李蛰、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本来，在西方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之际，中国的历史也同样会出现一次新的“激活”
，与世界的发展同步，但是，后儒社会的内窒作用，加上明末的腐败导致农民起义，吴三桂引清兵人关，并人主中原。
中国的启蒙思潮不但没能发展，相反为之夭折，历史又停滞了。
清朝与西方的先进文化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找不到契合点，与此同时，清统治者深怕汉人与海外通声气，推翻其统治。
因此，它一方面闭关锁国，不让西方文化流人，另一方面又想怀柔汉人，毕竟，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要容易接受得多，也接近得多，更符合其昏耽无知、妄自尊大的游牧民族心理，于是，清朝便以“天朝上邦”
自居，自认为世界的中心。
外国人来通商，非要说成是“进贡”
，友好来访，也得让人“三跪九叩”
，这些，己有不少史著描述过了。
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便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国家，从而陷人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社会终于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
可见一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哲学意识，对国民心理造成的影响有多么之深。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即19世纪中叶，由于国内外矛盾的激化，科技事业在艰难中的萌芽，由李赞、黄宗羲所引燃的启蒙思潮，才又一次**，并且由于形势，变成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反清革命的大森。
于是，自鸦片战争到“五四”
运动短短八十年间，启蒙思潮每每越过了西欧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从不完备的历史哲学走向了不完备的唯物史观。
中国的哲学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师，没有其成熟的代表人物。
时间短促固然是原因之一，形势的骤变、各方面的历史因素不充分，更是重要的原因。
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近代，都在呼唤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及大历史学家，可由于条件不成熟，始终处于“呼唤”
的阶段。
一个民族的大灾大难惟有真正过去，才可能有明澈的、深人的、真正的历史反思，而在动乱之中，现实的迫切需求压倒了一切，人们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也来不及真正、全面把握一切历史材料。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为近代奉献一部完备的历史哲学史或，史观史——一是它自身不曾、也不可能成熟便被超越，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显然还受历史的局限，对其宏观把握尚待后人——“呵，原来如此”
的说法，未免为时过早。
但我们仍得这么努力，不这么努力的话，后人——就不知被推到怎样的“后”
了！
在腐朽的清朝于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
（惠栋《红豆山斋楹帖》），造成高压统治之际，一位书香门第出身的学者，“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
，终于按捺不住，发出了“更法”
的呼声：
狠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
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
希望衰败的社会来个天翻地渡，更法变古。
他，便是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之一，清末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对历史颇有研究，尤其擅长于历史理论的探索，所以，他的历史观是颇为鲜明的。
他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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