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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不了历史发展的因果律。
因此，他否定“一治一乱，治乱相循”
的旧史观：“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并划出了中国历史进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上世（至秦止）、中世（至清止）及近世；还划出了学术史七个时期：胚胎时代（春秋之前）、全盛时代（先秦）、儒学统一时代（汉）、玄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及近世学术时代——这，对“三代之治”
的倒退论及循环论，均要进步得多。
此外，他还要打破纪传体的编史体裁，要求对历史作出更深人的研究，讲述广泛的人民和文化的历史——这些，都是他“新史学”
的系列主张，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的开始。
在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之际，他坚决站到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对立面，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认为君主政体意味着稳定而共和政体意味着混乱的观点是可笑的，并举出了波兰、土耳其、俄国君主政体就并非稳定。
他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的贿赂，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
而且给辛亥革命的元勋、他的学生蔡愕以支持，协助蔡愕南下，举行云南起义。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的见解不能不说是高当时一头的，也就是说，他已认准了中国决不可以再搞君主专制了！
对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早已有人为之鸣不平了。
我们这里也就不多呼吁了。
这里只是就其贡献及作用进一步肯定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时而站在时代潮流之上，时而又是落伍者，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偶然和意外。
但是，作为其历史观或思想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它相对是稳定的、具有很大的必然性。
所以，梁启超似乎一度与辛亥革命相左，被视为保皇党，可他对保皇并非终身不二，在关键时刻又站到了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前列。
他从维新开始，到组织护国军讨袁，可见其思想及史观一直还是一致的、渐进的。
历史事件充满了偶然性，而历史观念则处处有必然性。
笔者在著此书前，曾写一人物传记，涉及到臭名昭著的“筹安会”
六君子当中的一个人物，可以说，在那时鼓吹帝制是反动已极的。
但正是这个人，促成了孙中山与黄兴的联合，被孙中山称赞为“真可人也”
，对辛亥革命作出过贡献；而后，这个人转而同情共产党，李大钊被捕前是他报的讯，要他们撤离，事后，不惜当掉家产，设法营救，后来，终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只要仔细研究他的思想或史观，从维新、鼓吹君主立宪到加人共产党，其间还是有进步的脉络的。
他还同孙中山说过，你搞共和革命，我搞君主立宪，准成了服谁，其志均在救国。
所以说，他认为“筹安会”
无非是走君主立宪、和平道路，同样可以促使中国走民主启蒙之路，这仅是一时迷误罢了。
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这个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他对历史起到的积极作用可谓远远超过其消极作用。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的评价决不为过：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
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话说回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也与笔者的历史观有关么？我把他推崇为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自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在此书中，恐不可辟再大的篇幅了。
有这么一个位置，便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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