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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均收人不是上升丫十多倍么？尽管这种文化的变换尚需力气。
中国，不是经历了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么？推翻了帝制，也推翻了军阀的统治以及蒋家王朝。
但是，深层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为何那个王国的动乱从砸毁电影院开始：对国王盲目引进的西方文化——虽然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巨大利益——的激烈的抵制；同样，在高喊着批孔口号的“文革”
中，异常神速复活的恰巧正是儒家的专制极权、血缘意识、封建等级、宗法关系……这，才是难以撼动的历史力量，用强制、乃至战争的力量也无以克服。
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可谓不同矣，但是，在上述问题上，却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妙，互为呼应——这就不用过多地举出实例了。
所以，这一层文化的变化是最缓慢的、最艰难的。
如同“冰山”
在水下的根基部分，看不见，但却很稳固、很庞大。
它渗透在人们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审美意识及宗教信仰之中，平时觉察不到它的存在，而在社会大变动中它便显示出了空前巨大的情力。
因为它左右了历史的行动过程，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王朝更迭的事件可谓不计其数，革命的冲天行动亦曾使神州板**，但是，儒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
的“人道”
，又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有多少改变呢？
因此，不在文化心理上来一次根本的变革，光只有经济上的改革是靠不住的。
前面提到的那个王国在极权下搞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如何呢？借口救亡而摒弃启蒙，是必欠下历史一笔大债，而这笔债务弄不好就得用鲜血来偿还。
事实上，中国的历次救亡，如“五四运动”
，国共第二次合作，都出现了启蒙的契机，救亡并不排斥启蒙，恰巧推进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五四”
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国共合作造成的开放言论、解除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等。
如今，为何偏偏有些国家的学者仍认为改革可以在文化的禁锢下进行呢？——自然，这种思想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
有人甚至以韩国的经济起飞为实例，而他们也一直是儒家文化的领地。
但现在其民主进程已有目共睹了。
针对大卫·李嘉图关于不顾一切去发展生产力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曾这么说过：
他要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时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栖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杭，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
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栖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
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来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这里，阐明了唯物史观与伦理判断或历史与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并上升到了美学阶段——人的自由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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