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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矩子当领袖,以反对贪官或“气数已尽”
的皇帝,这均与墨家不无关系。
有人说,墨子讲“非攻”
,而历次起义造成的杀戮又是那般惨绝人寰,恐与墨子无关吧,其实却说错了。
他们的苦行、禁欲,一旦走向反面,不一般视他人生命若草芥么?别忘了,当年的墨家,本就是一支“当匪当兵者”
的队伍,为上层所利用,被收买去打仗的——也就是以杀戮为职业的“侠客”
,而侠客,素以轻生,也不拿他人生命当回事。
正因为帮人打仗多了,才为战争惊心动魄的后果弄得心神不宁,才大谈其“非攻”
,其实,好战者口中每每讲的不都是和平,并指责他人好战么——当然,这般指责墨家也未免太不公允,可当有人反问他,你以攻伐为不义,为什么禹征有苗,汤放架、武王伐封,却被你称为圣王呢?他却回答:“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
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非攻下》)
把“攻”
换为“诛”
,战争也便名正言顺了,可见他亦非真正的和平主义者。
他只是“非攻”
,不是“非诛”
。
所以,“诛”
则可以如人无人之境,乱加杀伐了。
“称天而治”
,便能出“义师”
,所以他的弟子们去打仗,说视死如归了。
他讲“天志”
,而又主张“非命”
;他讲“非攻”
,却又“好诛”
;他讲“兼爱”
,却又搞更森严的内部等级。
这似乎均是极为矛盾对立的,但却在墨家的学说中非常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细细分析,则是内外有别,向外的主张是一回事,对内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向外的主张,是为了扩展自己会党的势力与影响,吸引更多的信徒;对内的清规戒律,则是巩固其矩子的绝对权力。
所以,作为农民战争,它对于整个宗法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起步于自由与平等;可当它一旦取而代之,内部的规则也就成了社会的制度,新的等级便取代了旧的等级,暴民之首也就转化为了暴君——这,从墨家的“矩子”
几欲等于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便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墨家“兼以易别”
的历史观,无非是外“兼”
而内“别”
,抹煞外在的等级而强化内在的等级,这也同样是一种畸形的伦理史观。
他以“兼”
来易掉外在的‘别”
——“别者,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是谓天贱”
(《天志中》),得“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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