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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
。
所以，人类文明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
（（原道）上）。
“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
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
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前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
（《原道》上）。
他与顾炎武“一质一文”
的观点相同，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书教）下）。
他以“道器合一”
来说明“史以明道”
。
他说，“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
……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
器拘以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
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
不管他的“明道”
是否完全探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多少说明他在走向了近代的历史哲学阶段，有其重要价值及影响。
尤其在强调发扬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无疑是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近代意识，他说的：
整辑排比，谓之史幕；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浙东学术》）
正是强调“议论开辟”
、“不得已而发挥”
，“为千古史学辟其棒芜”
。
这种“主体精神”
在史学研究中的弘扬，无疑是史观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一次解放。
这无疑是司马迁、刘知几等史学反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发扬，他反对“官史”
，称颂“家学”
，更表现了这种解放精神。
前历史哲学时期，至此可告一段落了。
后面正儿八经的近代史观，由于其不成熟的形态，其实也难以称之为狭义的历史哲学，姑妄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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