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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风情呢？“则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其大较也。
龚定庵诗云：黄河女直徙南东，我说神功胜禹功；安用迂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
（（中国地理大势论））。
无可置疑，地理环境，即人类文明的“自然基础”
，对人类历史是有其重大影响的，只是梁启超仅凭借表象看到这一点，没能深入到历史演变的内部规律之中，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作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
所以，在种族问题上，他便走人歧途了。
他把“社会达尔文主义”
引进了他的史观，分“历史的人种”
——优等民族和“非历史人种”
——劣等民族两种，竟说什么‘他种人扭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则能传播文明”
（《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
而中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其可痛者，则未有若无毅力”
，“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
……这固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成分，对落后于世界文明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伤感，却未免失之偏颇了。
所以，中国又需要英雄，由于百姓未开化，只能搞“开明专制”
，靠“一二豪杰之力”
搞民主共和，比登天还难。
他不遗余力宣传“英雄崇拜”
，“旧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
（（过渡时代论》）。
他在《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中，阐明了他的这一似乎矛盾对立的观点，说英雄与文明的发展成反比，古代人蒙昧、不开化，所以才有英雄专制，把英雄崇拜为“天神”
；而今，人的智慧已发达了，人人皆是英雄，也就无所谓英雄及英雄祟拜了。
但中国落后于人类文明好儿个世纪，所以得靠“英雄”
来打天下，还得要“英雄崇拜”
，甚至说，中国无英雄，终古如长夜。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这些论点，都已具备近代历史哲学的资格了。
如果说，在近代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不足以给梁启超以重要的地位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或史学史上，梁启超的重大建树及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
他对旧史学的批判尤见功力，可以说，他是在史学方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在进行民主启蒙上功绩卓著。
他批判旧史学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
记的只是“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
；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把人民置于史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
，不敢面对现实；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
，也就是缺乏史观的指导，“毫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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