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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把中国的经济引向摆脱商品经济的“美学”
构想之际，在试图用运动——道德的批判来纯洁社会，强调自觉而否定法制之际，旧的传统反而得到了更有力的维系与重建，血缘宗法关系、祖先崇拜、等级特权等等，可以说是空前地复活起来，被批判的反而是现实生活中足以与儒家文化相抗衡的因素。
在“评法批儒”
之际，强化的恰巧是“四人帮”
的专制与极权。
如同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论述过的，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的“物化”
，曾使得老庄直至章太炎等文学家、诗人、道德家们极为烦恼与愤慈。
他们一方面对人的物化——异化——发出了正义的呼喊，但另一方面却无法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种异化的真正途径，这样，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构想。
历史中的道德“沦丧”
，其实是巨大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困扰了诗意的追求，自由发展机会的增多，当然对“均贫富”
产生了冲击——道德的规范由此被突破，又需要重立新的道德了：原始社会，杀戮是英雄行为，弱肉强食，这可以是道德；宗法社会，以等级来占有，“名正言顺”
，当然是道德；工业社会的竞争也有它的道德规范；还有宗教社会、行帮社会，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观，每个社会被取代，旧的道德观必定会“沦丧”
，这便会引起了遗老遗少们的惊呼了。
我们当然不能无视这种力量，但绝不可为这种力量所左右。
说是这么说，可事实上又怎样呢？
人们往往并不以物质生产为前提来认识道德意识的演变，于是，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一遇到与道德观念及乌托邦思想相冲突的现象——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便会为之痛心疾首，热衷于并寄望于道德的说教，期待一种被认为是符合道德准则的“改革”
，这就必然要陷人空想，而这种合乎道德的所谓改革必然只有败绩——我在《我的神女》等系列长篇中，已多多少少涉及到这个问题。
其失败，就败在“更道德”
的传统复活上，改革便不复存在了。
不可以道德批判对待历史中真正的改革，这并非危言耸听。
寻找那种能避免“恶”
的途径和政策，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荒唐的——过分合理才会荒唐，而太反常也才有正常。
人们已经谈到了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形成的冲突了，前者是否是后者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也许不可以用道德来说明了，不过，一个封建传统很深的国度，权与钱的转换也许是某种必然，否则，毛泽东也就不会提出著名的“官僚资产者阶级”
的沦断了，他是高度地清醒，又是极端的无奈——在面对历史“恶”
的发展上。
人们常常感觉到，以“善”
也就是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将一切历史活动——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纳人伦理活动的轨道，反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要求，有着深刻、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看上去又是那么“崇高”
、那么“无私”
，但实际上是与历史相悖的。
要解释它，如果不上升到史观的高度，是难以说服人的。
也只有伦理史观的“反作用力”
，才会使人们不断“认准”
所谓“善的趋势”
，去对抗现代文明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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