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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处女的禁忌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指令，它要求恰好要和女人建立共同生活的男人应该避免这些危险。
在高级的文明阶段中，赋予这种危险的重要性，在面临她的依从和毫无疑问没有其他动机和**的许诺时，降低了；贞操被看成是丈夫的财产，没有人可以要求他放弃。
然而对于有障碍的婚姻的分析告诉我们，试图驱使妇女报复她的贞操丧失的动机在文明妇女的精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我认为它一定给观察者留下了影响，在如此众多的病例中，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仍然是性冷淡的，会感到不幸福，然而在这种情况消失以后，她就会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能够使她的第二任丈夫幸福。
可以说，原始的反应在第一个目标上消耗殆尽。
然而，处女的禁忌，甚至在别的方面，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也没有完全消亡。
这是众所周知的，作家有时会利用这些材料。
安真格鲁伯（Anzengruber）[130]的一部喜剧写道，一个朴素的农村青年不敢和他喜欢的新娘结婚，就因为她是一个“会夺走她的第一任丈夫生命的女人”
。
因为这一原因，他同意她先跟另一个男人结婚，并愿意在她成为寡妇以后，不再危险的时候再娶她。
这部喜剧的标题，《处女的毒药》，使我们想起了玩蛇人的习惯，他们先让毒蛇咬一块布，以便在之后自己拿着它不再有危险。
[131]
处女的禁忌以及它的某些方面的动机在下面这个著名的戏剧人物身上得到了最为有力的刻画，它就是赫伯尔（Hebbel）的悲剧《朱迪斯（Judith）和赫罗夫恩（Holoferne）》中的朱迪斯。
朱迪斯是一个贞操受到一种禁忌保护的女人。
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神秘的紧张瘫痪了，再也不敢碰她一下。
“我的美就像颠茄，吃了它非死即疯。”
当亚述人将军包围了她的城市，她想到了用她的美丽勾引并摧毁他的方案，于是用一种爱国的动机掩盖了**的动机。
在她的贞操被这位强人夺取了以后，她一怒之下发现自己拥有了砍下他的头的力量，尽管这个强人曾吹嘘自己的力量和残忍，因此她也成了她的人民的解放者。
砍头作为阉割的象征替代是我们都知道的；朱迪斯因此成了阉割了那个夺取了她的贞操的男人的女人，那正是我所报告的那位新婚妇女在梦中表达的希望。
很清楚赫伯尔有意识地来自《旧约》伪书中的爱国叙事性欲化，因为这儿朱迪斯回来以后可以吹嘘她并没有失去贞操，而在圣经文本中也没有提到她离奇的新婚之夜。
然而很可能，由于诗人细致的洞察力，他感受到了古人的这一动机，它已经淹没在有偏见的叙事中，而且他只是恢复了材料的本来面目。
塞杰（1912）通过深入分析表明了赫伯尔在选择材料时是怎样受到父母情结制约的，他又是怎样站在通常生活在两性斗争的挣扎的女性那一边的，而且使自己深入到了女性心理深处最隐秘的冲动的。
他还引用了诗人本人改写材料的动机，他恰好发现这些动机的虚假，而且似乎有意识地去从外部证明诗人本人没有意识到某种东西是正确的，而从心底又在掩饰它。
我不想反驳塞杰对为什么朱迪斯必须成为一位处女寡妇的解释，尽管根据圣经的叙述她是一位寡妇。
他提到了在否认父母的**，把母亲想象成一位纯洁无瑕的处女的孩子气的幻想中隐藏的目的。
然而我还要补充：在诗人建立了他的女主人公的贞操以后，他的敏感的想象力就全部放在了对她的贞操的破坏释放出的敌对反应。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结论，破坏处女膜不仅是把女人永远束缚在男人身上的一种文明的产物，而且它还释放了一种古代的对他的敌视的反应，它可能呈现出通常表现为婚姻生活的性的一面的禁忌形式的病理学形式，而且我们通常会把第二次婚姻通常比第一次幸福归咎于它。
处女的禁忌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奇怪，它是一种恐惧，在原始民族中，由于这种恐惧丈夫避免做破坏处女膜之事，这些都在这种敌视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
很有趣，一个分析家用自己的能力，能发现那种依赖和敌视的相反反应集于一身的，但仍然能和谐相处的女人。
有些这种女人，似乎已经和她们的丈夫完全闹翻了，但仍然无法解放自己。
正如她们经常努力把自己的爱引导到某一个男人身上，第一个男人的形象，仍然在发挥着阻止的效果，尽管她已经不爱那个男人了。
分析于是教导我们这些妇女，说实在的，仍然在以一种捆绑的方式，而不再是通过情感，粘着她们的第一任丈夫。
她们无法远离他们，因为她们还没有完成对他们的复仇计划，在一些显著的病例中，她们还没有把复仇的冲动带入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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