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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寺塔便是如此，这可以证明它是明代以前的形制。
这种的栏杆，均用斗子蜀柱。
分隔各栏板，不用明清式的荷叶墩。
我们所知道的辽金塔，斗子蜀柱都做得非常清楚，但这塔已将原形失去，斗子与柱之间，只马马虎虎的用两道线条表示，想是后世重修时所改。
至于栏板上的几何形花纹，已不用六朝隋唐所必用的特种卐字纹，而代以较复杂者。
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栏板及大同华岩寺壁藏上栏板相同。
凡此种种，莫不倾向着辽金原形而又经明清重修的表示。
平坐斗栱之下，更有间柱及壶门。
间柱的位置，与斗栱不相对，其上力神像当在下文讨论。
壶门的形式及其起线，软弱柔圆，不必说没有丝毫六朝刚强的劲儿，就是与我们所习见的宋代扁桃式壶门也还比不上其健稳。
我们的推论，也以为是明清重修的结果。
至于承托这整个塔的须弥座，则上枋之下用枭混（Cymarecta）而我们所见过的须弥座，自云冈龙门以至辽宋遗物，无一不是层层方角叠出间或用四十五度斜角线者。
枭混之用，最早也过不了五代末期。
若说到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事。
关于雕刻，在第一主层上，夹门立天王，夹窗立菩萨，窗上有飞天，只要将中国历代雕刻遗物略看一遍，便可定其大略的年代。
由北魏到隋唐的佛像飞天，到宋辽塑像画壁，到元明清塑刻，刀法笔意及布局姿势，莫不清清楚楚的可以顺着源流鉴别的。
若必欲与隋唐的比较，则山东青州云门山，山西天龙山，河南龙门，都有不少的石刻。
这些相距千里的约略同时的遗作，都有几个或许多个共同之点，而绝非天宁寺塔像所有。
隋代石刻，虽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算是较早期的作品，但已将南北朝时所含的健驮罗风味摆脱得一干二净而自成一种淳朴古拙的气息。
若在天宁寺上看出健驮罗作风来岂不是“白昼见鬼”
了么？
至于平坐以下的力神，狮子，和垫栱板上的卷草西番莲一类的花纹，就想勉强说它是辽金的作品，还不甚够资格，恐怕仍是经过明清照原样修补的，哪来的唐人作风？虽然各像衣褶，仍较清全盛时单纯静美，无后代繁缛云朵及俗气逼人的飘带。
但窗棂上部之飞仙已类似后来常见之童子，与隋唐那些脱尽人间烟火气的飞天，岂能混做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天宁寺塔绝对不是隋宏业寺的原塔。
而在年代确定的砖塔中，有房山云居寺辽代南塔与之最相似，此外确为辽金而年代未经记明的塔如云居寺北塔，通州塔及辽宁境内许多的砖塔式样手法都与之相仿佛。
正定临济寺金大定二十五年的青塔也与之相似，但较之稍清秀。
与之采同式而年代较后者有安阳天宁寺八角五层砖塔，虽无正确的文献纪其年代，但是各部作风纯是元代法式。
北平八里庄慈寿寺塔，建于明万历四年，据说是仿照天宁寺塔建筑的，但是细查其各部，则斗栱，檐椽，额枋，普拍枋（清称平板枋），券门，券窗，格棂如意头，莲瓣栏杆（望柱极密），平坐枭混，圭脚——由顶至踵，无一不是明清官式则例。
所以天宁寺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中比较起来，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十二世纪初期）的作品，较之细瘦之通州塔及正定临济寺青塔稍早，而其细部或有极晚之重修。
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的鉴定仅能如此了。
我们希望“从事美术”
的同志们，对于史料之选择及鉴别，须十分慎重，对于实物制度作风之认识尤绝不可少，单凭一座乾隆碑追述往事，便认为确实史料，则未免太不认真，以前的皇帝考古家尽可以自由浪漫的记述，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后一个老百姓美术家说句话都得负得起责任的，除非我们根本放弃做现代国家的国民的权利。
最后我们要向天宁寺塔赔罪，因为急于辩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到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宁寺塔也绝不会因其建造时代之被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的。
喜欢写生者只要不以隋代古建，唐人作风目之，误会宣传此塔之古，则仍是可写生的极好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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