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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城市开展武装斗争遭到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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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之后，为重庆地下党开展革命斗争，尽管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由于当时受“左倾”
错误路线的影响，让党的工作举步维艰，多次遭到敌特的沉重打击。
特别是磁器口联络站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让郑佑之开始更加深刻地反思。
1931年10月底，叛徒带领21军“特委会”
便衣，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先后逮捕了“省行委”
、江巴县县委、“兵委”
机关和“军支的地下共产党员若干。
郑佑之面临重庆当局黑暗阴险的态势，逐渐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在重庆的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吞掉的危险。
他开始思索保存实力，到广阔的农村开创革命根据地，等机会成熟时再进行武装斗争。
就在这时，李坤杰从成都到重庆执行任务后，她与郑佑之相见。
郑向她讲：“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困惑，我党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相差悬殊太大，而上级却不顾我们自身的实际情况，为何硬要坚持在城市搞武装斗争？拿江巴中心县委的工作来说吧，如今已到了岌岌可危、危在旦夕的境地。
可有的领导人还不清醒，一意孤行，还想在重庆市组织发动革命武装，这种以卵击石的做法我真的想不明白，更不赞同。”
郑佑之一口气向李坤杰倒出了心中的苦楚。
李听后说：“我也有同感，在成都的局势也很艰难，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只能执行党组织的指示。
“坤杰，特别是我们中心县委设在磁器口的联络站，上月被特务破坏了，当场就被抓捕了4人，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你知道吗，哪个站的负责人是你带来重庆的，她叫闵一涵？”
“这个不清楚，只是从省委有关文件中看到，重庆的党组织和党员遭到非常大的打击。
你知道她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吗？”
“磁器口联络站被彻底捣毁了，之后我就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只打听到他们4人被特务抓捕了，之后就音讯杳无。
我们中心县委的工作艰难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个别领导不顾特殊环境、客观条件的实际，一味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他们又不接受。
因此，我真不想在重庆工作了，请你回省委后把我的想法向组织汇报，调我回宜宾工作。”
“你的这个想法我支持，回成都后设法把你的请求给领导汇报。”
李坤杰同郑佑之在一起工作这些年来，她还没有见到过他心情如此地低沉，面对困难就想离开的时候。
“我离开宜宾已经两年了，一直关注宜宾方面的情况，但知之甚少。
坤杰你知道宜宾方面的情况吗？”
郑佑之突然话题一转，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她。
“到成都后我去过一次宜宾，知道一些情况，正要向你讲的。”
“请讲来听听，我太想知道宜宾的消息了。”
于是，李坤杰就向郑佑之讲述了她了解的情况——
大塔暴动失败之后，宜宾县委机关作了转移，革命武装随即转入地下，重新秘密建立党组织，继续发动农民武装斗争，还处决了在大塔暴动关键时刻叛变沦为土匪的江六山。
那次我去宜宾时，听说宜宾已经恢复和建立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大塔党支部已经建立起来了，樊振声任支部书记，秘密发行、传阅革命刊物，已在大塔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继续组织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坚持斗争。
宜宾的党组织正在观音、隆兴、泥溪、古罗等地，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和武装力量，开展新的游击战争。
听说在金家村、全意村、祥湾村的赤卫军，集结于三村交界处，与征收“中秋过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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