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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
以身作则的刻苦精神,又怎能不感动我而难忘呢!
(四)我在三省边区失败归来的倾诉
我由于坚信郑佑之同志对军运工作必须与农运工作的配合,特别是对武装起义行动的配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上,佑之与我是深有体会的。
在当年党内某些人是藐视佑之的说法和论断的。
他们批评佑之的论断,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的调和派的理论,而且认为高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组织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认为农民意识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坚强的组织,是一群乌合之众。
反转来说,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力量,是现代化产业工人阶级才是可靠的力量;他们不但认为农民组织的力量不可靠,连非产业工人中的手工业人都是不可靠的。
佑之很恼火于批评他的人,将他贬低为第三党的调和派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驳者,他常常是拍案而起,争论不休。
我是完全同意于他的论断,而且毫不怀疑于他的理论实践是大有根据的。
他曾向我历数北伐时期刘伯承将军领导的顺泸起义的失败,邝继勋、陈静珊为首的射洪和广汉兵暴的失败,以及江津、涪陵等地兵暴的失败,都属于军事冒险,失败于没有农民革命力量的配合。
当然,他对南昌八一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都无不引为惋惜而痛心的事,上举失败的事例,他无不作为他研究总结的资料。
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他也非常了解我同情于他的论点,决不能以藐视和打击性的来发谬论。
问题是我自三省边区失败归来一次向他倾诉的结果,他仔细地与我谈到由我与李家骏所主持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农暴的失败经过时,他简直是以责备我的口吻说:“是没有吸取一系列失败的经验,竟儿戏一般的一败再败。”
他甚至是坦诚地指出:“既明知是以卵击石,驱羊群而入虎阵的失败的后果,又为何要去硬拼硬打呢?”
由此,他当时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反感和尖锐批评的意见。
可是我当年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太差,见他所说的只知道有理,究竟如何理直气壮才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还是一知半解的。
回想到过去,我对佑之同志更觉得可敬可爱了。
我不知他多年来从事农运的研究有没有专门的著述?假如有的话,哪怕是数言片纸,也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五)“川东特委”
与佑之共事的始末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前后,程子健同志多次与周敦琬和我谈到过,他认为“省行委”
在渝已失去了活动的作用,也太不安全,一定要搬上成都,在重庆设一“川东特委”
主持工作,他谦虚的还说到过,我作为“省行委”
书记是临时性的,谁人来担任省委书记,尚待商议,我是无能为力地再干下去的。
也就是说改组成立新省委正是在迫切需要的酝酿中的事。
大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前后,程子健口头通知我。
省委决定迁蓉,川东特委书记决定由文莱之(文强)担任。
我闻言坚拒,主要的理由是人地不宜,能力资望不够,请改派能力强的,无论如何要收回成命。
程经过一番考虑,便将周敦琬、郑佑之邀请到机关,面对面的交代说,省委已作出决定,川东党的工作以军事为重,派文莱之为书记,周敦琬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为组织部部长并负责特殊使命的督导(指对刘湘特委会打入的反间行动)。
李家骏为军委书记。
程子健宣布后,唯恐我再提出异议,立即安慰我说,莱之是参加过八一起义的,又是鸣珂的同学兼战友,担任斯职是经过省委仔细考虑过的,而且在一个特委会的组织中,破例地调动了周敦琬、郑佑之两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员作助手,不能说省委考虑得不周详了。
他作了传达之后,周、郑两同志紧紧地同我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为开的友谊,我也感到,特委内内外外有了两位具有威望的同志来帮助我干,也就不能再提出其他的什么畏难之言了。
我与敦琬、佑之共事,虽然不到一整年就因故各自东西了,但三人确也是全力以赴,日夜筹谋进取,唯恐有负省委厚望。
也可以说是由敦琬管内,佑之管外,因家骏到职稍后,我的精力则全在军运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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