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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
以身作则的刻苦精神，又怎能不感动我而难忘呢！
（四）我在三省边区失败归来的倾诉
我由于坚信郑佑之同志对军运工作必须与农运工作的配合，特别是对武装起义行动的配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上，佑之与我是深有体会的。
在当年党内某些人是藐视佑之的说法和论断的。
他们批评佑之的论断，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的调和派的理论，而且认为高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组织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认为农民意识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坚强的组织，是一群乌合之众。
反转来说，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力量，是现代化产业工人阶级才是可靠的力量；他们不但认为农民组织的力量不可靠，连非产业工人中的手工业人都是不可靠的。
佑之很恼火于批评他的人，将他贬低为第三党的调和派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驳者，他常常是拍案而起，争论不休。
我是完全同意于他的论断，而且毫不怀疑于他的理论实践是大有根据的。
他曾向我历数北伐时期刘伯承将军领导的顺泸起义的失败，邝继勋、陈静珊为首的射洪和广汉兵暴的失败，以及江津、涪陵等地兵暴的失败，都属于军事冒险，失败于没有农民革命力量的配合。
当然，他对南昌八一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都无不引为惋惜而痛心的事，上举失败的事例，他无不作为他研究总结的资料。
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他也非常了解我同情于他的论点，决不能以藐视和打击性的来发谬论。
问题是我自三省边区失败归来一次向他倾诉的结果，他仔细地与我谈到由我与李家骏所主持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农暴的失败经过时，他简直是以责备我的口吻说：“是没有吸取一系列失败的经验，竟儿戏一般的一败再败。”
他甚至是坦诚地指出：“既明知是以卵击石，驱羊群而入虎阵的失败的后果，又为何要去硬拼硬打呢？”
由此，他当时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反感和尖锐批评的意见。
可是我当年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太差，见他所说的只知道有理，究竟如何理直气壮才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还是一知半解的。
回想到过去，我对佑之同志更觉得可敬可爱了。
我不知他多年来从事农运的研究有没有专门的著述？假如有的话，哪怕是数言片纸，也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五）“川东特委”
与佑之共事的始末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前后，程子健同志多次与周敦琬和我谈到过，他认为“省行委”
在渝已失去了活动的作用，也太不安全，一定要搬上成都，在重庆设一“川东特委”
主持工作，他谦虚的还说到过，我作为“省行委”
书记是临时性的，谁人来担任省委书记，尚待商议，我是无能为力地再干下去的。
也就是说改组成立新省委正是在迫切需要的酝酿中的事。
大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前后，程子健口头通知我。
省委决定迁蓉，川东特委书记决定由文莱之（文强）担任。
我闻言坚拒，主要的理由是人地不宜，能力资望不够，请改派能力强的，无论如何要收回成命。
程经过一番考虑，便将周敦琬、郑佑之邀请到机关，面对面的交代说，省委已作出决定，川东党的工作以军事为重，派文莱之为书记，周敦琬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为组织部部长并负责特殊使命的督导（指对刘湘特委会打入的反间行动）。
李家骏为军委书记。
程子健宣布后，唯恐我再提出异议，立即安慰我说，莱之是参加过八一起义的，又是鸣珂的同学兼战友，担任斯职是经过省委仔细考虑过的，而且在一个特委会的组织中，破例地调动了周敦琬、郑佑之两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员作助手，不能说省委考虑得不周详了。
他作了传达之后，周、郑两同志紧紧地同我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为开的友谊，我也感到，特委内内外外有了两位具有威望的同志来帮助我干，也就不能再提出其他的什么畏难之言了。
我与敦琬、佑之共事，虽然不到一整年就因故各自东西了，但三人确也是全力以赴，日夜筹谋进取，唯恐有负省委厚望。
也可以说是由敦琬管内，佑之管外，因家骏到职稍后，我的精力则全在军运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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