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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时他们到附近一家小馆子吃了豆花饭之后，又回坐到原处喝茶续谈，一直谈到下午。
他们3人谈得很痛快，文强从南昌起义的经过谈起，一直谈到最后在海陆丰失败……
郑佑之听了文强的讲述之后，便问文强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何在？文强略思而讲：“失败的主要原因，也许是由于匆促成军，孤军深入……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我不曾总结过。”
郑佑之对文强的分析回答，似乎感到有些失望。
因而，郑就爽快地指出：“你这么抽象的说明，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听完你所说的起义经过中，怎么没有谈到农民运动的配合？难道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地区的农民运动都全没有做开吗？”
文强被郑佑之这么一问，才感到郑问得有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许就在郑指出的问题上，就是没有农民革命组织和力量来配合。
当时在江西、福建的沿途就是如此，最后到达号称彭湃故乡的海陆丰也是如此。
郑佑之、廖宗泽、文强3人，那天还将话题转到了如何发动农民起来革命，配合军事行动的问题。
他们各抒所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研讨。
讲述农民运动工作，郑佑之自然是主角，他从理论到实践，有一整套的经验。
郑佑之对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四川的军、团、匪交相**，压榨老百姓的苦况，言之至详。
郑说现在是民国18年，许多地方征粮已征到了民国70年。
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现在的农村等于是一座九层宝塔，把穷苦老百姓高压在塔底下，他们又怎能活命呢！
谈话中，郑佑之深刻地分析到，在老百姓之中，80%以上都是农民。
郑认为农民起来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才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郑对农运问题的精辟论断，颇有深思的语言，简明有力，金石为声，令文强闻所未闻，倍感深刻。
那天，郑佑之同文强相见摆谈，他们之间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日后在“重庆合作”
奠定了基础……
1929年8月，中共宜宾县委正式改为宜宾中心县委，属省委直接领导，下辖南溪、长宁、珙县、高县4个特支。
因郑佑之调到省委机关工作，由周荣芳任中共宜宾中心县委书记，余宏文、曾特生、田玉龙、蔡涛为中心县委委员。
郑佑之虽然当时没有在中心县委任职，可他是省委委员，主要分管川南的工作。
由此，郑佑之还指导在大塔举办了一期党务工作培训班，为组织“秋收暴动”
培训领导骨干，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骨干力量的组织指挥能力。
参加这次培训班的除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外，还有李竹君、李超、唐大兴、吴锡藩、邹乐宾、刘敏忠等外乡和本地党员、积极分子共50多人。
培训班分两处进行：一处设在大埂上，受训对象是农民和小手工业出身的党员、积极分子，由周荣芳讲课；一处地点在芦稿岔，受训对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由余宏文、蔡涛讲课。
培训内容除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外，着重培养提高组织指挥能力，怎样搞好武装暴动，如何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等问题。
自从处决了恶霸眭少林、叛徒赵启文之后，大大地鼓舞了宜宾农民协会的士气，让农协会员扬眉吐气，斗争烈焰熊熊燃烧，烧得反动派、地主豪绅终日惶惶不安。
当时，喜捷场的李国卿是川南清乡司令刘文彩在宜宾的四路“诸侯”
之一，李身任国民革命军农村警卫队宜宾县第三路（西路）队长、第五区区团总、川南水陆护商大队第四中队长等职务，特别掌管了宜宾县境内岷江流域的统治权。
李国卿为了扑灭当地农民运动的火焰，经常派出清乡大队对“红色区域”
进行清剿扫**。
李国卿曾与江绍辅有“金兰结义”
之交，江不时参加过由李组织的“岷江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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