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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被送到巴县大监，关押在一间紧靠山岩边的牢房里。
因为特务未从文口中捞到有什么价值的情报，监狱也就没有特别地对他进行“照顾”
了，监警也把文作为一个普通犯人来监理。
文强在监狱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据他1983年刊登在《宜宾县党史资料》上的《我对郑佑之先烈无限悼念中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郑佑之为了营救我出狱，曾四次为我传递纸条”
——
第一次的笔迹接触。
我被捕后（是遇叛徒沈天泽的出卖）押解到特委会待审前，将我关押在一间斗室中，小窗外雨声沥沥，室内灯光暗淡。
忽见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视间，从窗隙中塞进一纸片，上书“出卖叛徒沈天泽”
。
我将纸片嚼碎吞下，引以为慰，判断佑之联系上了，纸片上的字迹，出自他沉厚的笔迹。
但又默思，不识沈天泽为何许人（后经查明，是我1926年追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万县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的学生，当年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
第二次的笔迹接触。
我被第二次提审前，一青年壮汉来我关押室内借检查为名，在室内巡视一周，对外张望，转身递给我一纸团，未言其他就离去。
展开纸团，上书“只知自边区而来，不知其他。”
我知是佑之笔迹，将纸团抛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
也就体会到叛徒并不知道我居重庆的实状，是提醒我再审时作好准备、我心泰然，对党组织及佑之营救无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笔迹接触。
我被巴县县政府监狱关押约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来狱中与我谈话，威胁利诱，花言巧语，大意是所谓奉劝我留着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寻死路。
宋讲刘愿庵、穆青、李鸣珂、牛大鸣、邹进贤等一批共党头目都一网打尽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还说到军法处长李根固要见我。
一切不咎既往，对你有所借重之处……他啰啰唆唆还谈了许多。
我一心想到党对我的营救，我必郑重其事，多找脱逃的机会，我用不着对来者批驳，凡事一笑置之。
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辞之后，我更了解叛徒们并不知我在渝的活动情况，证实佑之传递来的纸团所告属实，也就有了对付他的把握。
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词谈完后，即要看管的头头开门将我带出，趾高气扬地说是李根固处长有请。
在一群叛徒特务的包围之下，步行到了他们的巢穴。
来到一间大厅中坐下，我稍加打量，即看出以宋毓萍、贺竹君为首的叛徒们，早已奉命安排好了企图软化引我上钓的布置，大厅中摆好了八仙桌，桌上摆好了茶点，一群不识的叛徒特务，团团围绕我转，问东问西，特别是宋毓萍笑面虎的神气十足。
贺竹君则自称为黄埔学生来与我拉关系，我假装连夜失眠，精神不佳，避免了对他们的冷淡。
宋毓萍离开我外出少许又回来对我说，李根固处长因事不来相见了，要我与贺竹君出面代他设宴招待，还要陪你搓搓麻将牌……我只好笑笑，点头表示感谢之意。
他们见我如此冷淡，也就插不进话来，渐渐离座外出，我则靠在沙发上作休息之状。
一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递烟十分殷勤，看来是在监视我，又是在找机会来接近我，经过我仔细打量，认出是两次塞过纸团者。
他趁大家离座无人时，便低声地向我说，“这群杂种还能活得几天，您放心会有人打救的。”
说完，转来转去仍作对我监视状，并在为我斟茶时，放下一个小纸团在茶杯旁边就走开了。
我拣起纸团展开，上书“跑”
字，浓墨沉厚，我知道是谁人所书，心更是泰然了，但又不知营救计划怎样？不免有些筹思以待了。
第四次的笔迹接触。
是当日晚宴后，宋毓萍、贺竹君两叛徒引我到南面的一间书房的房间里搓麻将牌，在座的有我和宋、贺等共四人，与我对座的为一中年人，不曾为我介绍姓名，目光瞵瞵，对我察言观色，看来是军方所派的特务。
宋、贺对此人颇为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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