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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学，需要交社会调查内容的作文时，我只拣最简单的告诉老师，爷爷没有诉苦，因为他说他只当过雇工，从没有当过长工。
事实上，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年纪稍大的多少都会沾染某些政治上的不干净，他们没有回应爷爷的话，转身走开时，好像忘了全班唯独我没有上交他所布置的作业。
爷爷在后半辈子里，多次提起来说，如果日本人不来，自己一定能够在林家再当二三十年雇工。
爷爷说这话时的表情，带着明显的与某种幸福擦肩而过的遗憾。
爷爷的遗憾中，还包含着对林家人不得不举家迁去北京的无奈。
已经不是爷爷认为自己是雇工自己便是雇工的时候了，带着北方土改经验南下的干部们所说的话才能算数。
有了称谓上铁定了的几个长工，加上在日本人攻陷黄州城之前林家就有两台铁制织布机，林家的地主便当定了。
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那年，我曾受中国作家协会之邀参加“重走长征路”
活动。
前无阻敌，后无追兵，难熬的只是旅途漫长。
坐在车上，也不知是如何说起来的，山西长治的一位女作家告诉我，他们那里搞土改时，杀地主是有指标的。
譬如赵树理的老师所在的村子，按计划要杀四个人，大家思来想去，只有赵树理的老师值得一杀。
在劫难逃的老师，见势不妙，就给在县里当副书记的赵树理写信，希望免他一死。
赵树理也觉得老师决无死罪之理，便回信替老师求情。
他的信还真的起了作用。
既然是赵树理说了话，他老师就不杀了，但指标不能转给别人家，那就将老师的儿子推上前台处死。
事后，那位老师给赵树理写信，一方面谢其美意，一方面责骂他，这样一来反而是断了他家的根。
一个老人死去是不足惜的，老人的儿子还年轻，这样的人死，等于死了一片。
发生在林家的事几乎也是如此，林家大垸一带以富裕和殷实来衡量，首当其冲的当是林家人。
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铁制织布机就相当了不得。
有两台就更不得了。
爷爷死于作为奢侈品的凤凰牌和永久牌自行车刚被摩托车取代的年月，不晓得后来家庭轿车又取代了摩托车。
所以，很难确定爷爷如果在世，是否会认为林家拥有两台铁制织布机，就像如今有人同时拥有宝马和奔驰轿车。
曾经有这样一位老地主。
民国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他同哥哥一道由过世的父亲那里各自继承了二分之一祖业。
哥哥因为抽鸦片，先卖地后卖房，最后连自己的婆娘都典了出去。
弟弟为了挣回脸面，亲自外出贩盐，身怀六甲的婆娘也要同长工一起下田，好不容易将哥哥亲手卖掉的家产买回来，就逢上了土改。
老地主有幸只是陪着上了几次杀场。
最为称奇的是，曾经被族人扫地出门的哥哥，因为是穷光蛋居然成了贫农，在斗争会上先扇弟弟几耳光，再历数弟弟是如何夺了他家的地，抢走他的房，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儿女。
到头来老地主一大家被赶进四合院中最烂的耳朵房里，而哥哥又重新住进被他卖了钱来买鸦片、后又被弟弟辛辛苦苦赎回的右厢房的三间大屋里。
老地主后来说，败家是转眼间的事，而兴家要几十年甚至是几辈人的心血，所以，在乡村找三代穷人很容易，要找三代大户就不容易了。
林家大垸那地方，事后人们才说风水很好，然而依照过去的经验，但凡住在那种山坳里的人家，绝对不可能富甲一方作威作福，要发达也只能往外走，湖南的韶山冲如此，湖北的林家大垸亦难例外。
在南方各地，单凭历经风雨而存留下的房产一项，就能断定人家当年是否过得贫穷、殷实或富甲一方。
林家大垸的那些房子在它最红火的时代是何等模样我没有亲眼见到。
第一次去，是其在历史烟波中最破落之际，林家的房子，从中间的天井直到大门被风雨剥蚀坍塌了许多。
南方的房屋莫不如此，好好的，用不着有人存心去破坏，只要多年无人居住，便会像生了锈的铁那样，层层剥落，直到彻底腐朽。
当然，这也是因为南方人盖房普遍采用土坯砖所致。
爷爷在老家留下一间茅屋外加靠着茅屋搭建的半间砖瓦房，也基本是这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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