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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别人的叙述中找出一些关键点，长久地记在心里不使忘记的都是这些化繁为简的内容。
虽然不可思议，我还是相信。
在我不断地转述这近乎神迹的过程里，相信与不相信的人大致相当。
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自己不是太了解兄长为人厚道，凡事严谨，自己也会自然而然地怀疑和不相信。
天主教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去世，不到一个星期，就有关于他神迹的传闻。
最早披露的人是教皇的私人秘书戴维斯大主教。
一九九八年，大主教的一位友人曾询问，他有一个美国朋友因为脑瘤即将去世，是否能见教皇一面。
除此以外，那位美国人还有一个愿望，到耶路撒冷朝圣，待前两个愿望实现后，便回到美国等死，这也是他的最后愿望。
约翰.保罗二世当时正在罗马城外的夏宫，主持一场不公开的弥撒。
患病的这位美国人就此领了圣体。
这也是天主教仪式最神圣的一部分。
教皇做完弥撒后不久，远在大西洋彼岸的那个美国人突然发现脑瘤消退了，去医院复查，大夫都不敢相信，如此健康的一个人竟然曾经被确诊为不治之症。
戴维斯大主教披露这些，是为了让刚刚去世的教皇，能被未来新选出来的教皇，运用其独有的权限封为圣人。
按照教规，必须有两件神迹获得证实，才有此可能。
所以，很快就有一名墨西哥少年站出来宣称，约翰.保罗二世治好了他的白血病，而哥伦比亚也有一名修女说，约翰.保罗二世治好影响她平衡的疾病。
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诸如此类的神迹在流传。
这大概也是人对不可知之事物的一种崇拜，并试图以这类崇拜的心情来接近那些不可知的事物。
在苏南遇险的兄长所经历的看上去确实有近似神迹的一面。
在越来越唯物的世界里，让一个人平白无故地去相信只存在另一个人的意识里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不一样的认识中，关于童年的记忆并无二致。
我问过几位从母亲十月怀胎起就将其固定在城市里的男人，在他们行将五十岁之际，说起童年的事，脱口而出的竟然是夏天光着屁股在长江或者汉水里游泳。
想想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从只需三天就能熟悉的小城黄州搬来武汉，花上三年也没摸清这座城市的大门开在哪里。
第四年，长江流域暴发了一场罕见的大洪水。
天天见面，天天都是陌生的城市突然变得熟悉了：因为大街成了大河，因为小巷变为小溪。
当时我居住的解放公园路一带，河流一样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一群晕头晕脑的鲢鳙和生猛刚烈的鲫鲤，各种各样的鱼儿从公园里作为风景欣赏的水面随波逐流而来，惹出来的惊喜比仍在倾泻不停的暴雨还激昂。
事情过去多年，曾经有过参与的同事与街坊，还在津津乐道，说起在大街上亲手逮住的那些活鱼，远比这些年城市里新出现的各种事物兴奋。
譬如新建的轻型轨道客运线，接二连三架起来的长江二桥、三桥和即将建成的四桥、五桥，用新型沥青刷黑的马路与街面再也用不着三天两头就得修补一通，诸如此类的事情，仿佛只需要报纸电视替大家说说就够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偶尔谈起来，只要有上两个人，就必定免不了引发各种因素导致的争吵，总没有鱼群游上大街那样空前一致的亢奋。
我宁肯将这些认作是藏在人心底的乡村情结的一次爆发，大街小巷里突如其来的洪水与鱼群，不过是诱因。
特别是那些孩子，如果不相信他们将来会在生命濒临绝境时同样牢记这些，并顺理成章地变成可以救苦救难的神迹，就会是对其有生以来最快乐时光的轻蔑。
城市在一天天快速膨胀，城市的排水系统一年比一年发达，用不了多久，喜欢肆意横流的大水就只能与乡村为伴了。
不管大水是不是真想给城市一点天籁、一份自然、一份纯真，用钢铁、塑料和水泥砌成的城市都不再有容留它们的度量。
白天有车水马龙，夜里又会流光溢彩。
那些拿来为己所用的水，被限制在一根根或粗或细的管道里。
那些用过后变成污秽的水，被抛弃在暗无天日的阴沟里。
那些有意留在高楼大厦旁边的池塘湖泊，虽然照旧活着各种色彩斑斓的鱼儿，却绝无蹿上大街的可能。
我们正在变成老人，那些在大街上捉过鱼儿的少年也会跟着变成老人。
后来的人偶尔想起那些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时，多半会将其理解为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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