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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上的昭通市共辖十一个区县，只有唯一的水富县不在上述之列。
有意列出的这一长串名单，可以当成是某种情商测试。
我和我的嫡系亲属们，与其中英山、罗田、安远等三个县份相关。
所阅读的五百九十二县份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我产生诸多实实在在的联想：在任何县城的任何角落里摆着修理摊的男人或女人，正如我用十年青春相伴的那座工厂里的师傅和工友；在任何乡村小学艰苦支撑的乡村教师，都像那位高中同学在写给我的信中所说感觉到前途无“亮”
；在任何贫瘠土地上突然倒下的壮汉，一如我从乡村请来做家务的十六岁女孩的父亲，在重病袭来之际，只能躺在**将全部希望寄托给九霄云外高悬的幸运。
《中国财政》二〇〇三年第八期刊载的官方统计资料指出：
中国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
二〇〇〇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中低收入户占百分之十八，低收入户占百分之八十。
中国民政部的统计，截至二〇〇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城镇居民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两千一百万人，属城镇贫困人口。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三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八百六十五元人民币以下）为六千万人，两者相加为九千万人。
然而，有学者指出，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也包括在内。
而这部分生产性的投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近三分之一。
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元左右的人便成了八百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
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人数为一亿五千万人左右。
另外，应该计算在城市贫困人口中的“农民工”
及其家属的人数应不低于四千万人。
所以，中国贫困人口共有两亿一千万。
在二〇〇五年《新华文摘》第二十期《关于农民工情况的研究报告》更是指出：国内百分之十五的GDP养活七亿乡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GDP养活六亿城市人口。
近二十五年来乡村每年向城市提供一点六亿十六至四十六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七点三年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些人没有享受城市的任何福利，只获得一点最低的报酬，一过四十六岁就被踢回乡村。
情感是一种爱和关切，是一种不计代价的责任，更是上苍造就芸芸众生时，就赋予给每一个人的同船过渡之同，休戚与共之共。
二〇〇八年暑期的一个晚上，我带女儿去艺术馆门前广场上学轮滑，正走着，从黑暗传出几声轻轻的：“喂！”
扭头细看，是一对年轻夫妇，脸上还有稚气的妈妈怀抱着不足半岁的婴儿，胆怯地往近处走了一步，小声说，他们带着孩子进城打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女人怀里的婴儿正醒着，一双明亮的小眼睛也在看我。
几乎没有去想，我就从钱包里取一张百元钞票递了过去。
然后像做错什么一样匆匆走开。
我甚至不敢在家人面前提起，那一家三口后来缓缓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也没有提醒女儿什么。
在心里，我宁可当做这一切从没有发生过，也不让自己有任何其他想法。
这样的时刻，智商低下绝对是善举与善事。
花打架，猫叫春，狗走草，鸡点水，猪拱圈，在普通的生活景象中，用不着太聪明，也不需要有过多想法，该是如何，就当如何。
在武汉流行最广，也最让人开心的一个笑话说：一对孝感兄弟，来看长江大桥，弟弟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大桥，一激动便高声叫哥哥，造这么大的桥，起码得百把块钱。
哥哥则显得见多识广，马上驳斥弟弟，百把块钱如何建得起这样的大桥，最少要五百块。
弟弟刚刚折服，就见到火车飞驰而来，又惊叫起来，说火车跑得真快。
哥哥于是又教训弟弟，火车趴在地上跑算什么快，站起来跑那才叫快。
身为乡土中人，每当发现与这笑话类似的现代文化元素，就会非常敏感，甚至是家人所说的神经过敏。
政治、政权、民主决策、游行示威、快捷交通、灵敏通信等等传统和现代文明元素，都不归乡土所有。
甚至说话的声音，示人的形象，都被异化成当年的“陈奂生”
，后来的“赵本山”
，用以娱乐城市。
从道德上辨析，这样的现代文明是可耻的。
让人觉得可耻的还有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些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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