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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必须趁着瓦斯刚刚聚集在煤井的某处顶部，还不会引发大爆炸之机，用火点燃它们，然后，紧紧跟在火团后面，不时地用手里的木棍吓唬它们，直到它最终缩成小小的一团，安安静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
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曾经在《煤的历史》中有过如下描述：
无烟煤井很危险。
每年都有数百名工人死于坑道陷落、爆炸、毒气和洪水。
一次较大的事故可以使一百名或者更多的矿工丧命，因此政府出台了一些防止大型事故的安全立法，但诸如小塌陷这样的事故仍不时威胁矿工的生命，却没能引起管理者的重视。
矿工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其他安全措施，譬如与井下的老鼠友好相处。
人们都知道井下的老鼠比地面上的老鼠更大，更卑下，更丑陋，但它们在矿井作业中却被当作敏锐的感应器：如果它们突然转身就跑，矿工们也跟着跑。
一位观察者写道：“常常可以看到一名矿工养着六只或者更多的老鼠，他节约自己的口粮给它们吃。
它们大多很温顺，当矿工坐下来吃午餐时，它们就爬到他的腿上，挤在他旁边，等着分享他的午餐，这都是他平时教的。”
曾经有一次，两位苏格兰的垂钓者，发现面前安静的河水突然开始微微喷发，并且伴随着阵阵流水声响。
所幸他们及时地意识到这是地下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了，赶紧跑去警告。
矿工们从矿井里纷纷逃出来时，地面上那只透水小口已经飞速坍塌成为一座大坑，整条河里的水以及漂泊在河上的那些移不走的船，全都倾入矿井，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鱼儿在**的河**拼命地蹦蹦跳跳。
由于水的浸入造成矿井内空气的压力过大，导致河水又从无数地缝中喷射出来，偌大的地面上都在冒泡，就像一只正在沸腾的大锅。
这种平静的笔调是注定要穿透古今中外的。
已知史料中无可否认地将英国人对煤的发现与使用远远抛在中国煤炭史的后面。
然而，英国人从煤的燃烧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对蒸汽机的发明，进而全面有序地推动本民族进入工业化社会反过来将最先发现煤的经济价值的中国，远远抛在现代文明进程的后面。
二○○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国作家之家”
小住。
放下行李，就去闻名遐迩的老虎滩一带游泳，赫然发现与迷人海滩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矿工人疗养院。
因为机会难得，更因为五岁的女儿对游泳着了迷，哪怕刮风下雨也要缠着我带她下海去，我们天天都要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门前的那片海水里泡上至少两个小时。
无论是去是回，每次从那门前经过，我都会努力地张望，企图从出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或是风度翩翩、或是白面虚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样黑铮铮坚实的男人。
或许是因为在此地呆的时间太短，没有碰上机缘，无论我如何试图望穿那些晚来开放的霓虹灯和白天紧闭的水晶门，在地球上最恶劣煤矿矿井中工作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来安抚我在北戴河的视野。
女儿在海水中纯真的嬉戏，被掺进一股良知的沉重。
女儿此时此刻的快乐，正如我那花开几朵的童年快乐。
记不得是从父亲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还是由乡村有线广播中传来的；也记不得是哪一年，或许我的童年时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对北戴河的最初记忆。
我用自己幼小的乡村情感证明：我们那一代人对北戴河认识的根深蒂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那首关于北戴河的诗词，“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
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完全是后来的事，能够如此吟诵，显然已经是学习分子的少年了。
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记忆的不错与非谬。
时至今日，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在北戴河疗养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新闻电波的噼噼啪啪声。
就是这种广播，让我每回见到我们四（2）班的劳动委员穿着那双白色的帆布劳保大头鞋时就激动不已。
影响我童年的每一条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几百里外一个叫兰溪的地方汇入长江。
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就在兰溪对岸的黄石市袁仓煤矿当井下工人。
人一生中说不清有过多少幻想，童年虽短，却产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绝大部分。
在同样仰赖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经强烈地认为，有朝一日劳动委员的父亲也会去北戴河疗养，也会受到闲庭信步般的结束当天的游泳活动、从万顷大海中爬出来的毛泽东的接见。
在我们身边极端劳动着的煤矿工人，没有与极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极端礼遇。
那些看上去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尊贵与显赫，在乡村里连昙花一现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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