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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与爷爷一起在林家的另一位雇工去了。
几年后,退役回乡,享受副营职待遇。
爷爷没有去,但他一直判断,其实是林家当家人在北京过得没趣,想让他去陪着说说话什么的。
爷爷一辈子从不承认当过长工,他一遍遍地向那些爱说长工二字的人解释,自己只是在林家当雇工。
与人激辩时,爷爷还爱说自己是织布工人。
最激烈的时候,他更是大声嚷嚷说自己是工人阶级。
一边说话,一边还将手伸向脑后,拍打着脖子上因为长年低头织布而生长出来的像一只碗倒扣过来的肉球。
关于工人阶级,更有说服力的是,爷爷随我们从长江边迁来大别山腹地时,县城里正在兴办织布厂,有关方面几次来人力请,要爷爷去给那些新招收的工人们当师傅。
爷爷没有选择去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宁肯留在离儿孙最近的畜牧场里,终日里沿着河流放牧鹅鸭。
爷爷的雇工生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之前结束的。
设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派专人送信到林家,说明了日本人要来的情况,日本人晓得平型关战役是林家小儿子指挥的,肯定会对林家人施以报复。
林家人便先行一步向长沙一带“跑反”
。
爷爷没有随他们离井离乡。
他要留下来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
第二年,爷爷怀着一身织布手艺来到武汉,在六渡桥附近的一家布厂里当工人。
没多久就在上班路上,被几个看他不顺眼的日本士兵当街拦住。
小的时候我们没顾得上问,等到我们想起来要问,爷爷已经长久地归于故土了。
于是只好在种种猜度中选择我们家族中普遍让人看不顺眼的缺失。
黄冈土语,每个字的发音,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刚烈与尖锐,与其对话,每每会有金属撞击的反应。
**中,林家的小儿子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说话,那种声调就是最平常的例证。
这种类似吼秦腔,靠脑腔共鸣的发声方法,大约影响到了眼神,在清高孤傲之外还有并非刻意的几丝攻击性在不断闪烁。
所以,我想当年作为占领者的日本人岂能容忍被这样的语气与目光所回应。
一场惨到不能再惨的毒打之后,爷爷被扔在街上,直到黄昏时分才被几个黄冈同乡发现,抬着送回那个叫郑仓的小地方。
躺在**的爷爷,生命所仰仗的维系细如游丝,只要再被蚊子或者蚂蚁踢上一脚,后来他对自己八年雇工生涯,硬被一些人认作是受剥削和压迫的长工的愤愤不平就不会出现了。
随时随地都会一去不返的爷爷,在苦熬了十几个月后,居然带着胸脯上那只一辈子不再消失的黑洞站了起来。
小时候,我们没有不怕爷爷胸前那只黑洞的,害怕一不小心就通过那只黑洞看到爷爷的五脏六腑。
爷爷与胸前那只黑洞像朋友一样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十年,到头来也是这苦难的老朋友,提前宣告爷爷生命的终结,它让一道清水一样的分泌物从黑洞里流出来,汪汪地像从未见过的爷爷眼泪。
似这样流出的每一滴水有多深?
在充斥着革命气氛的近代史书写中,长工和雇工虽然都是称谓,社会定性却差别极大。
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反复宣传,长工作为名词的含义,已经等同于被压迫、被剥削,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社会中最苦难阶层。
只要有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说,自己是三代长工出身,其话语权力必定会转移到他手中。
相比之下,雇工的政治分量就轻多了,即使是九代雇工出身,也不太可能引起别人注意。
为着这样的称谓,爷爷曾经十分严厉地大发脾气。
那一回,我们从学校回来,拿着笔和小本本,要他按照学校所布置的,诉一诉他在林家当长工所受的各种苦难与压迫。
最初,爷爷只推说忙,刚从自己开垦的菜地里回来,又转身回去种菜秧,接下来还要到山下的小河里挑五担水,两担浇到菜地里,三担倒入厨房的水缸中。
爷爷发脾气是在夜里,他都上床睡了,我们还在纠缠不放。
于是,他大声冲着我们吼起来,让我们明天上课时告诉老师,他不是林家的长工,也从没有在林家当过长工,哪个不信,自己搭长途车去黄冈的回龙山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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