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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午后，车到瑞金，在扑面而来的遗址遗迹面前，脑子突然冒出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文章：《三五年是多久》，并惊讶于它在心里深藏了这么多年，居然一点也不曾丢失。
当年红军仓促离开瑞金时，一位老大娘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问何时能够回还。
红军战士想了想说，三五年吧。
吃尽千般苦的老人等了三年不见亲人回，受尽万般难的老人等了五年还不见亲人。
她以为三加五等于八年，可是还不行。
等到当年的红军战士真的回来时，她一算：
三五一十五，原来是十五年。
隔一天，到了兴国县，才晓得还有比老人的等待更让人为之动容的。
一位当年刚刚做新娘的女子，自红军撤离后，多少年来，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将自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去那送别丈夫的地方，等候爱人的归来。
这位永远的新娘，从来就不相信那份表示丈夫已经牺牲的烈士证明书。
她只记得分别的那个晚上，那个男人再三叮嘱，让她等着，自己一定会回来陪她过世上最幸福的日子。
我们到兴国前不久，一直等到九十四岁的新娘，终于将生命换成另一种方式，继续满世界地寻找自己那当红军的新郎去了。
这样的等待让人泣泪，还有一种等待则让人泣血。
在兴国县一座规模宏大的纪念馆里，挂满了元帅和将军的照片与画像。
在将星闪耀的光芒下，讲解员特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将军以为革命成功了，家乡人肯定过上好日子了。
将军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乡，发现当地仍旧那样贫穷，便流着泪发誓，下次再回来，家乡若还不富，他要跪着走。
这些事，在过去都曾有过书面阅读。
站在赣南的红土地上，我才感受到这一切原来如此真实。
就像后来到了贵州的铜仁地区，几十年后的今天，那里的生活还是如此艰苦，不时能见到公路旁树立着“国家级贫困县”
石碑，落款无一不是用描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那里的道路还是如此险峻，虽然乘上了汽车，走完每天的行一个个还是累得腰酸背痛。
遥想当年，那种困苦更是何等了得！
私下里我问过一位兴国人，那位非要等到家乡富了再回来的将军后来如何，对方只是轻轻地一摇头，随后一转话题，告诉我另一个故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国和于都两地曾经流传一句话：兴国要亡国，于都要迁都。
说的是当地的贫穷。
有一次，国务院派的一个调查组来到某地，村干部为他们做了三菜一汤，三个菜做熟了，剩下一个汤因为没有柴禾了而烧不开。
无奈之中，村干部只好将自己所戴的斗笠摘下来，扔进灶里当柴禾烧了。
因此我便猜测，那位为家乡人过好日子忧心如焚的将军，后半生将过得比当年的长征还艰难。
因为，在他心里除了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所必须继续坚持的党性长征之外，还有作为普通人的人性长征。
感恩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道德。
一个历经数不清艰难困苦才从受压迫地位上获得新生的政治组织，对执政基础的感恩，不仅也会被理解为良好道德，更是确保自身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政治资源唯一途径。
如此，就不难理解，穿行在赣南红土地上的京九铁路，为何将科学常识抛在一边，而在被血与火浸泡焚烧过的高山大壑中曲折前行。
这些感动了历史的人民，有足够的力量让钢铁拐个弯。
那一天，在瑞金，顺路参观了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处柑橘园。
绿得有些忧郁的棵棵树上，结满了指头大小的青果。
有人问我，老岳父的果园有没有这般大。
当然这话是戏谑，同许多赣南人的选择差不多，老岳父的果园只有二十亩。
从一开始，当地政府就制订了十足的优惠政策，任何一片柑橘园，从下种到收获，决不收一分钱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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