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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耻于文明的法律肯定不是他们制定的，然而，只要是受益者，就是当事人，就应该忏悔，就应该为自己捐了几件旧衣物还好意思到处张扬而羞愧。
一个从乡村来的穷亲戚，在获得城里人淘汰下来的一包包旧衣物后，就连在他们面前高声说笑，甚至是与人说起家里那只母鸡最会下蛋的权利，都会被消减到最低限度。
对于文明社会，贫困的乡村必须拥有天然的索赔权。
我信任这样的判断。
正如老迈的父母之于自己的儿女。
否则，靠施舍过日子的人是没有权利在施恩者面前高声说笑的。
刚刚过去的五月一日是俄罗斯当代经典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诞辰日，一百零一年前，他生于西伯利亚偏僻的小村奥夫相卡。
他虽曾在其他城市工作、生活过，但是早早地未等落叶就归根，深居故乡的木结构小屋里静静写作。
该地现已改为故居博物馆。
作家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逝世以后，写字台、书架到处堆满了手稿，他的遗孀玛丽亚.谢苗诺夫娜需用很长时间清理。
大部分手稿书信都已送给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彼尔姆档案馆。
不久前，她偶然发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四封信和一份遗嘱：信是写给一位将军的，内容是征求将军对作家在描写战争作品中是否真实的意见，而遗嘱中的相关文字更是别有一番意味。
阿氏的遗嘱写于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
在文中，他首先请求把他安葬在他早就选好的地方并且用栅栏围上，而“不要把我埋葬在村子的墓地中，因为好奇的人们将会破坏古老的墓地，践踏我亲爱的同乡和亲属们的遗骸，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互相践踏已经够多的了”
。
他也不愿被葬在城市的公墓。
“我一向对现代化城市感到格格不入”
。
这跟阿氏一贯体现的乡土情怀、田园情结十分吻合。
阿氏对待自己创作成果的态度十分严肃，他不允许后人出版他生前的未刊文字，“亲朋中有人感兴趣———让他们在纸张中、书信中去翻阅吧，但是，只能是真正的亲朋好友，断然禁止那些企图借机盗窃我的文稿的败类”
。
出乎意料的是，以《鱼王》等小说名世的阿斯塔菲耶夫向他的子女提出了“不要当作家”
的忠告，他希望有更多一些的人投身到土地劳作中去，创造财富，陶冶身心，繁荣自己的家乡：“我希望我的孙辈之中有谁能够在大自然中，为了大自然而工作……我不希望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步我的后尘———当作家或者演员。
这是徒劳无益的可诅咒的职业！
这是导致人们在各方面都大失所望的职业。
回归‘土地’和复兴农村是必须的，否则所有的人都将死于饥饿，我真的希望有人生活在土地上并以土地为生：没有任何工作比农民的劳动更艰苦、更高尚、更必要和有益的了。”
上面这段文字刊载于二〇〇五年初夏国内一家报纸上。
（关于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的介绍有错，他不是出生在一百零一年前，而应该是八十一年前的一九二四年。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的心情从猛然惊愕中重回平静。
这位曾经影响一批堪称精英的当代中国作家审美倾向的俄罗斯同行，其最后的肺腑之言，重要的不是对文学的抛离，而是对乡土乡村无边无际的眷恋与深爱。
在面对乡土乡村的情感抒写上，不用提及更早一些的蒲宁，单单一个屠格涅夫就让一代代中国作家深感愧疚于养育自己的田野大地。
后来的阿斯塔菲耶夫明明是如影相随的时代同仁，却再次成了只能望其项背的伟大前行者。
必须清楚地表明，对他的热爱，是因为我也一样地最大限度地热爱着乡土乡村，同时也是为了缓解每每读到那些效颦之作所引发的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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