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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网络上，一度甚嚣尘上地要求，允许高学历的人多生育，而严格限制农民的生育。
在高学历人口越来越多的时代，人性的孤儿和道德的弃子，也越来越多。
与女儿朝夕相处的那两位少女，给了我很大的提醒。
让我不得相信，所谓“人文精神”
可以是很专业的学问，更可以是发生在每个人身边，能给我们片刻感动和即时警醒的凡人琐事。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神话，在现代化面纱之下，对“国人素质越来越低下”
多少年如一日的批判，透过其神话之**性，还应当数一数其中含有多少文化界自我炒作成分。
二〇〇五年早春时节我去浙江上虞市，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在一个叫崧厦镇小地方，见到了像大海像草原像山野一样的伞的世界。
至少在一百年内，在这座名为地球的星球上，再也不可能有哪个地方能够出产如此多的伞。
绵延二十公里的道路两旁，清一色是伞工厂和伞作坊。
说起来，这地方的人从前普遍习惯以修伞为生计，从长江以南开始，到有海相隔的东南亚一带，凡是多雨的地方，就有给人修伞的崧厦人。
也不是哪一位师傅所发明，慢慢地大家都会了，将从废旧雨伞上拆下来的伞衣、伞骨或伞柄等等还算完好的零件一样样地拼在一起，就成了一把能够遮阳挡雨的好伞，拿来用合适的价格卖给需要它的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近百年后，崧厦人干脆在家门口办起伞厂。
也就是十年左右时间，过去貌不惊人，如今也貌不惊人，将来仍旧会貌不惊人的小小崧厦，居然成了世界伞都，即使是在时尚之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那些飘浮在人流之上的各色伞具，也有百分之九十出自崧厦。
在相去不远的诸暨小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还只有一千户人家，大家都靠种地为生，耕种之余，用那种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古老工具，一把把地编织袜子，然后拿到附近的公路上叫卖。
那时的政策法规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这一千户人家竟然没有一个退缩的，不管是禁令发了多少回，禁行搞了多少次，总是抵挡不住他们的勤劳与聪敏。
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如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袜子，其出产地都是诸暨。
就这样还受限于国际纺织品配额，假如没有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完全开放市场自由竞争，其出产比例一定会更多更大。
妻子的外婆家离上虞不远，离诸暨更近。
第一次陪妻子去时，舅舅家的两个表妹，高兴是高兴，却一点也不肯拉下手里的事。
她们从附近工厂领回需要缝纫的衣物，一边说着体己话，一边飞快地工作着。
感觉上她们还没说上什么，一大堆需要缝制的布料，便按照所设计的样式，从左手边飞到了右手边。
几年后再去，舅舅家境大为改观，一栋五层高的大楼盖在当地最好的中学旁边，在一楼的另一半安装了一台价值几十万元的机器，表妹夫们都成了老板。
让我们惊讶的是表弟和表弟媳两口子竟然去了遥远的非洲，在尼日利亚做起零售生意，如果不出意外，一年要卖三四个集装箱，在义乌当地一个集装箱的货大约要二百万，到达目的地后，至少要卖五六百万。
最惊讶的却是那天在义乌城内的一家商场，我选了两款休闲衣服，一共付了四百多元，家产已比我们富有许多的表妹们当即小声诧异地表示，这么贵呀！
一直以来，我信奉钱是挣来的，不是省来的。
然而，肯定要比我们富裕的舅舅家的表妹和表弟们，在用让人叹服的事实说明，人生财富是挣来的，更是省来的。
正是这些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忙碌到深夜的女子，还有那些在辛辛苦苦地干完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后，却无法从工头那里拿到工钱的工人，才是中国近二十年来经济起飞的莫大功臣。
在那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物产面前，知识界如果还不脸红，那便是厚颜了，因为与经济奇迹伴生的这些东西几乎全是所谓素质极低的农民或者是农民工所参与创造的。
如果我们还不承认，如此灵魂才是民族之魂、时代之魂，而还要坚持认为他们只是任人驱使的行尸走肉，那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
回到基础，回到普通，才能够发现作为脊梁挺起的历史在向前进时不可缺席的道德英雄。
我一定要说说诗人叶舟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在他的长篇散文《花儿，青铜枝下的歌谣》已作了很深刻的表述。
但是，我想，哪怕再说上一万遍，仍不觉得多余。
在深夜的西宁街道上走过，条条道路就像厚厚的书页一样依次翻开，情节无限，旨意盎然。
什么超现实主义，什么博尔赫斯的玫瑰色街角，在这里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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