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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叶家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文学创作，用他们的话说是属“不入流”
的职业，这大约也是我的性情所致了。
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家到了我这儿已经压根儿谈不上什么规矩了，所以我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极没出息的“不伦不类”
。
一九六八年我走出北京，来到陕西，这使我有了与京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再后来我到国外去留学，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又使我与中国文化彻底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这些无异于给我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
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当然，这之中更大的是我个人观念的改变。
一九九四年我成了“待业中年”
，这与我不受羁绊、桀骜狂狷的性情有关，看似是被人推上了绝路，其实不啻是另一种生机的转折。
承陕西作家陈忠实及省委宣传部孙豹隐的推荐，承贾平凹等大力支持，我进入了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我至今感念文联的知遇之恩，感念我这些可贵的文学朋友们，——当然我也感念那些扇我一巴掌又将我踹出大门的人。
生活的色彩是丰富的。
也就是调入文联以后，创作才有了起色，如树上的果子一样，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我写作的一些作品开始受到了读者的关注，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这似乎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应该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我们的文学处在一个创作空前自由、心灵非常舒展、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的时代。
我的单位让我什么心也不要操，就踏踏实实地写小说，争取拿出好作品来！
我为这种理解和支持而感动。
我同样为我所处的时代而感动。
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髄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
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
这是我写《采桑子》的初衷。
我力图将对文化、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
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那座大宅院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们的这个时代一样是不可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我的作品。
这些不能不说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是我在以后才有的新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思考大概和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的亲人们已经完全不同，有了很大差异。
我是在写北京，写浸润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事情，但我已不属于北京，至少我的心态已不属于北京。
我能够在陕西存活下来，能够在这里发展、生存，成为一个作家，这当归于陕西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和他们的善良与朴实。
陕西恢弘的帝王之气与厚重的人本之气是上天给予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馈赠，这是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
古老的土地有周秦的大度、汉唐的气魄，土厚水醇，崇尚实际，西安以它的宽厚、诚挚、热情接纳了我，这也是我的福气和造化。
在这里，我要感谢全国各地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感谢全国各地的文学朋友和文学刊物。
《采桑子》尚未完稿时，部分章节曾在一些刊物刊出过，这次承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错爱，使全稿得以付梓，其间编辑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我会努力地写作，以回报生活和朋友们给我的一切。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西安
[1]章京：清代凡都统、副都统以至各衙门办理文书的人员，多称章京。
[2]铺衬：老北京话，指糟烂的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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