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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
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
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
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
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
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
我则以为不然。
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
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
社会则不然。
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
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
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不断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
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
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
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
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
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
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预料明天。
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
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
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
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
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
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
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
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
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
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
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
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
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
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
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
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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