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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
“亡天下”
,所谓“亡天下”
,即指民族兴亡言,古人早见及此了)。
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曙光。
君主之制,其弊全在于世袭。
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
以教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又和外间隔绝了;尤其易于不贤。
此本显明之理,昔人断非不知,然既无可如何,则亦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君主的昏愚、**、暴虐,无过于明朝之多。
而时势危急,内之则流寇纵横,民生憔悴;外之则眼看异族侵入,好容易从胡元手里恢复过来的江山,又要沦于建夷之手。
仁人君子,蒿目时艰,深求致祸之原,图穷而匕首见,自然要归结到政体上了。
于是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现,其《原君》《原臣》两篇,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正是晴空一个霹雳。
但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
别种条件,未曾完具,当然不会见之于行动的。
于是磅礴郁积的民主思想,遂仍潜伏着,以待时势的变化。
近百年来的时势,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急极了。
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
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
眼看着时势的危急,国事的败坏,当然要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归到政治上去,当然要发动政治上的力量来救济它,当然要拟议及于政体。
于是从戊戌变法急转直下,而成为辛亥革命。
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
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
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却无有。
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这是超出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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