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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端：其前一说，乃宋学末流之弊，并非宋学的本意。
后一说则由宋学家承认封建时代的秩序为社会合理的组织之故。
戴氏攻之，似得其当。
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而说只要舍理而论情，人与人相处，就可以无问题，其说更粗浅牵强了。
在现在的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只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吗？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无所见？
所以宋学衰敝以后，在主义上，能卓然自立，与宋学代兴的，实无其人。
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可谓知言了。
质实言之，清代考证之学，不过是宋学的一支派。
宋学中陆王一派，是不讲究读书的，程朱一派本不然。
朱子就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
其后学如王应麟等，考据尤极精审。
清学的先驱，是明末诸大儒。
其中顾炎武与清代考证之学，关系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经世，则颇近永嘉）。
清代所谓纯汉学，实至乾嘉之世而后形成，前此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
其门径，和宋学并无区别。
清学的功绩，在其研究之功渐深，而日益趋于客观。
因务求古事的真相，觉得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很不完全，很不正确；材料的解释，又极困难。
乃致力于校勘；致力于辑佚；对于解释古书的工具（即训诂），尤为尽心。
其结果，古书已佚而复见的，古义已晦而复明的不少，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因经验多了，知道凭臆判断，自以为得事理之平，远不如调查其来路，而凭以判断者之确。
于是折中汉宋，变为分别汉宋，其主意，亦从求是变而为求真了（非不求是，乃以求真为求是）。
清学至此，其所至，已非复宋儒所能限，然仍是一种方法的转变，不足以自成一军。
清学在宗旨上，渐能脱离宋学而自立，要到道咸时今文之学兴起以后。
西汉经师之说，传自先秦，其时社会的组织，还和秦汉以后不同。
有许多议论，都不是东汉以后人所能了解的。
自今文传授绝后，久被搁置不提了。
清儒因分别学派，发现汉儒亦自有派别，精心从事于搜剔，而其材料始渐发现，其意义亦渐明白。
今学中有一派，专务材料的搜剔，不甚注意于义理。
又一派则不然，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号称此学的开山，已渐注意于汉儒的非常异义。
龚（自珍）、魏（源）两氏继之，其立说弥以恢廓。
到廖平、康有为出，就渐渐地引上经世一路，非复经生之业了。
廖平晚岁的学说，颇涉荒怪。
然其援据纬说，要把孔道的规模，扩充到无限大，也仍是受世变的影响的。
但廖氏毕竟是个经生。
其思想，虽亦受世变的影响，而其所立之说，和现代的情形，隔膜太甚。
所以对于学术界，并不能发生多大的影响。
康氏就不然了。
康氏的经学远不如廖氏的精深。
然其思想，较之廖氏，远觉阔大而有条理。
他怀抱着一种见解，借古人之说为材料而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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