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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国家亦渐知史籍的重要了。
后汉以后，乃有诏兰台、东观中人述作之事。
魏晋以后，国家遂特设专官。
此时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赖国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辑，一因编纂时之费用）。
至于撰述，则因材料不多，还为私人之力所能及。
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国家供给材料及助力，而司编撰之事的，则仍系一二人，为私家著述性质。
唐以后史料更多，不徒保存、搜辑，即整理、排比，亦非私人之力所及，于是独力的著述，不得不变为集众纂修之局了。
私家著述及集众纂修，昔人的议论，多偏袒前者，这亦是一偏之见。
姑无论材料既多，运用为私人之力所不及。
即舍此勿论，而昔时的正史，包括的门类很多，亦非一人所能兼通。
所以即就学术方面论，两者亦各有长短。
唐修《新晋书》（即今正史中的《晋书》），其志非前人所能及，即其一证。
关于正史的历史，可参看《史通》的《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各篇，及拙撰《史通评》中这几篇的评（商务印书馆本）。
从前的历史，系偏重于政治方面的。
而在政治方面，则所注重的，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类。
正史中的纪传，是所以详前者的，志则所以详后者。
（已见《绪论》中）编年史偏详前者。
《通典》《通考》一类的书，则偏详后者，都不如纪传表志体的完全。
所以后来功令，独取纪传表志体为正史。
然编年体和政书（《通典》《通考》等），在观览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书仍并为学者所重。
这是中国旧日所认为史部的重心。
纪传体以人为单位，编年史以时为系统，欲句稽一事的始末，均觉不易。
自袁枢因《通鉴》作《纪事本末》后，其体亦渐广行。
中国的史学，在宋时，可谓有一大进步。
（一）独力著成一史的，自唐以后，已无其事。
宋则《新五代史》出欧阳修一人；《新唐书》虽出修及宋祁两人，亦有私家著述性质，事非易得。
（二）编年之史，自三国以后，久已废阙。
至宋则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贯串古今。
朱熹的《通鉴纲目》，叙事虽不如《通鉴》的精，体例却较《通鉴》为善（《通鉴》有目无纲，检阅殊为不便。
司马光因此，乃有《目录》之作，又有《举要》之作。
《目录》既不与本书相附丽。
《举要》则朱子《答潘正叔书》，讥其“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
，亦系实情。
所以《纲目》之作，确足以改良《通鉴》的体例）。
（三）讲典章经制的书，虽起于唐杜佑的《通典》，然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搜集尤备，分类亦愈精。
又有会要一体，以存当代的掌故，并推其体例，以整理前代的史实。
（四）郑樵《通志》之作，网罗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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