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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
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
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
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
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
进大明门即为皇城。
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
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
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
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
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
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
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卒传唤百官之理。
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
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人先讹传具奏。
礼部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先讹传者无法查明。
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做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
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
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
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
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倍的年俸。
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傣为生而以示薄惩。
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
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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