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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
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
而事与愿违，历届的辅都以群臣的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
催促无效，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
这样—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虽然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仍然不放弃他的愿望。
臣僚们纷纷猜测，究竟是皇帝受到了郑氏的逼迫，以致一意孤行，还是他想用拖延的办法，等待皇后自然地死去？孝端皇后的健康情况据说极有问题，如果一旦不讳，皇贵妃郑氏递补而为皇后，就足以使任何人找不到根据加以反对。
但是孝端皇后偏偏不肯合作，她带病延年，仅仅比皇帝早死4个月。
而这时由于众意难违，万历早已屈服，常洛被封为太子已经2年了。
分析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
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
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
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
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
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
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
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
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
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
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1587年以后的内外形势并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孛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难，但内外兵事都没有像建储一事能在廷臣中引起这么多的纷纷扰扰。
两万名身穿锦袍的文官所最关心的，乃是今上皇帝一旦宫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宝座。
即使在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去河南之国之后，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因之有的忠耿之臣就慷慨陈辞，请求皇帝不要好色，自古以来，美人就是引诱人做坏事的一种因素。
跟着就是谣言蜂起。
有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宫闱中已产生了各种阴谋。
有人说，在宫中现了木刻的偶像。
人们普遍相信，如果一个精于巫术的人每过七天给这个偶像插上一根针，偶像所摹拟的人就会病入骨髓，百药罔效。
难道贵妃郑氏真想用这种方法置常洛于死命？更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还现了皇帝和皇后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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