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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
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
他的成功取决于性格上的刚柔并济。
所以毛泽东称他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兵无常势,文无定法。
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
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性格之精髓。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改变性格而改变命运的男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郭隗对国君和士人的关系就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述,同时也就定下了一条千古不变的“知识分子政策”
,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士人的性格和命运。
郭隗为了使燕国复兴,他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
意思是说,国君要想称帝,就要把士人当做老师;如果想称王,就要把士人当做朋友;如果只是打算称霸,那就把士人当作臣下;但如果把士人当作仆役,那就要亡国了。
从此以后,中国的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当帝王师,做圣人相。
当帝王师,做圣人相,自然是士人最理想的命运,那么拥有什么性格的人才能当帝王师,作圣贤相呢?莫过于方圆性格的人了。
然而,中国历史上具备这种性格的又有几人呢?
曾国藩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
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禧都占全了的男人,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方圆性格的男人。
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知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
古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
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
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
,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
,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男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了,可谓占尽了在一些男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闻名遐迩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也给了他方圆人生的机会。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冲出,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
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就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
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
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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