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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还指出了另一些此消彼长的情况。
除了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外部协调成本”
，还有一组层级结构具有的“内部协调成本”
。
这些成本随着组织规模发展管理结构变得更加臃肿，工人的利益和激励与更广泛的公司目标越行越远，甚至分道扬镳。
所以，官僚膨胀导致了效率低下。
然后格巴夏尼和黄胜进提出数字技术可以同时降低外部和内部协调成本，这意味着在传统行业内其净效应既能增加也能减少企业的活力：“公司可以通过信息系统下放部分决策权同时又集中部分决策权，利用两个系统的优点，形成一种混合结构。”
相对MYB提出的更明确的预测，他们总结道：
前面的研究（比如，MYB在1987年的出版物）一直专注于它对外部协调成本的影响，造成人们预测层级公司的规模将随着IT技术的运用增加而减少。
我们的模型显示，这显然是一个可能的结果。
然而，我们的结果表明开发一个能同时考虑到内部协调成本及IT技术的相应作用的综合模型的重要性。
我们的模型提供了一个对公司成本结构的全面描述。
基于该模型，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司中IT技术的使用可以导致公司规模的增加或减少，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
换句话说，MYB认为数字技术的进步导致横向的增长，扩大了公司的传统边界之外的经济活动，同时造成了纵向的减少，或减少了层级结构的大小和深度。
然而，格巴夏尼和黄胜进坚持认为无论哪种类型的增长都可能会受到数字技术的推动，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和变化很难清楚预测。
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在当今经济中数字技术无处不在，但是持续的变化并没有把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限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上。
正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Brynjolfsson）和他的合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洛林·希特（LorinHitt）、斯坦福大学的蒂莫西·布雷斯纳汉（TimothyBresnahan）和我的母校纽约大学的普拉桑纳·塔姆贝（PrasannaTambe）等，在一系列研究中已经发现的，数字技术有可能极大地改善公司内部经济活动组织的生产力，但这种生产力只在这些公司内部积累（在他们的研究对象公司中占大约20%），比如工艺的重新设计、绩效工资的增加、工人权利的增加，以及层级结构扁平化。
正如达特茅斯大学的詹姆斯·奎因（JamesQuinn）发表在《麻省-斯隆管理评论》（MITSloaReview）上的评论文章中描述的，我们也看到了通过数字技术而实现的大量外包。
比如，今天绝大多数企业都全部或部分将员工技术支持和客服中心运营外包出去，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制造都是由几个设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巨头公司所完成。
许多公司，在发现其他国家的外包机构需要很高的协调成本后，选择了外包的中间地带，将工作移至海外。
但通过在一个劳动力低廉的国家里设置一个运营单元，仍将其保留在原来的组织中。
在第7章中，当我讨论分享经济如何重新定义工作时，我会更详细地分析外包的发展过程。
但是，通过观察最近出现的这种非常特别的创新微型外包活动，来建立我们对分享经济平台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在这些创新活动下，一个公司简单地“向人群外包”
，而不是由一个特定的合同供应商提供公司需要的东西，这种外包主要通过在数字平台上发布的一系列挑战或需求，让好的想法自然地浮出表面，然后吸收这些创新并将其用到生产过程中。
类似这样群体模式的例子通常会提到“开放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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